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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章 经费难题（第2页）

进口的“洋药”

，每年的税厘收入大约有600万两银子，国产的“土药”

的种种税捐，大概在2000余万两之上。

这样巨大的收益，使任何一个zhengfu，都难以痛下决心割弃它。

就在今年，左宗棠便提出鸦片加税，他的意思是想要通过加税抑制需要而达到禁烟目的，是“寓禁于征”

，但在讨论过程中，官府注重的却是筹款，而不是抑制需求。

有人上疏朝廷请求禁烟，但各地地方大员却坚决反对，称此类建议万不能行。

有人甚至举出了广东的例子，称海关司局每年所收洋药税厘约百万有奇，哪有禁烟之后还收税厘的道理。

这项巨款为接济京、协各饷即地方一切需要，从何设法弥缝？结果禁烟的提议便就此不了了之。

由于清朝zhengfu对于鸦片税的依赖越来重。

尽管禁绝鸦片的呼声始终不绝，但清朝zhengfu每到财政捉襟见肘时，便会想起这鸦片税来。

在实行土膏统捐的时候，一些地方大员还想到了鸦片专卖，就是说，要像食盐一样由国家垄断鸦片，垄断价格，实行专卖，为此清廷还派人到印度等地考察鸦片专卖制度和效果。

一向强烈批评英国鸦片贸易的美国人对于鸦片专卖提出了建议，认为实行专卖的目的应在于控制而不是敛财；应该制定三年鸦片渐禁政策，三年后禁绝，等等。

一些人计算后认为，仅仅进口的洋药，专卖收益每年就可达3000万两。

土药产量十几倍于洋药，专卖利益更是不可限量。

法国人就曾经希望包办中国鸦片专卖，代价是2000万两；德国人也曾打过承包鸦片专卖的主意。

清朝地方zhengfu对于专卖热情有加，但最终因为民间的强烈反对和列强之间的矛盾而未能实行。

但由此也能见到，清朝zhengfu对于鸦片税的依赖可见一斑。

熟知历史的林义哲知道，清朝岁入最重要的是地租、盐税、厘金、海关税、内地关税、鸦片税六种。

各省情况大同小异，哪怕是由他来当闽浙总督，如果想要解决船政的经费困难，前五项也基本没有考虑的空间，只有鸦片税还有潜力可挖。

因此对于现在的闽浙总督英桂和福建巡抚卞宝第来说，增加土药税成为解决船政财务危机的不二之选。

而对沈葆桢来说，这样的结果，是让他难以接受的。

“当年林文忠公虎门销烟，为的是我大清万民，不再受那鸦片的毒害，哪知今ri竟然沦落到了要抽鸦片之税养船的地步，九泉之下，叫我有何脸面去见林文忠公啊！”

沈葆桢喃喃地说着，流下泪来。

“大人万万不可做如此想。”

夏献纶摇了摇头，说道，“洋药税开征已非一ri，此事又非大人之过，亦非林文忠公之过，是非功过，千载之后亦难有定论，大人万不可以此自责，以至于误了大事。”

“是啊！

大人，不管其是否为船政所用，洋药税都在那里啊！”

吴大廷也劝道，“此是权宜之计，等到将来有了固定饷源，再停用也不迟啊！”

“先以洋药税济以缓急，也未尝不可。”

吴仲翔看到沈葆桢还是不说话，便也劝说起来，“若是不用的话，闽省再无别税可抽，船政恐怕也就此荒废，我等数年心血，化为乌有，那时恐悔之无及矣。”

听到吴仲翔把话说到了这个份儿上，沈葆桢沉默许久，才微微点了点头。

当ri，沈葆桢与闽浙总督英桂、福建巡抚卞宝第经反复协商，决定从福建省的财政收入中筹措船政经费，定从鸦片税中提取三成，作为养船经费。

依靠这笔收入维持，“万年清”

以及船政后续建造的几艘军舰，均将留归船政差遣，沈葆桢随后上奏朝廷，建议将这些舰船编练成舰队加以训练，由福建水师提督李成谋兼任船政轮船统领，即船政舰队统领。

但林义哲明白，这鸦片税，对于船政来说，也不是长久之计，将来随着自造舰只的ri益增多，仅靠鸦片税也是无法维持军舰的ri常费用的，还需要另外再想办法。

为解船政养船经费无着的燃眉之急，清朝zhengfu也伸出了援手，下旨谕示各沿海省份ri后拨用船政建造的舰只，“与其借资外洋，徒增耗费，曷若拨用闽厂船只，既可省就地购买之费，兼可节省闽局薪粮之需，且不致以有用之船置之无用之地。”

按照清zhengfu的这项独特的制度，各沿海省份将根据自己的需要提出拨船申请，所拨船只主要用于该省的通商口岸公务，执行口岸的防御、通信、运输等任务，实际上这些船只成了各口岸的公务军舰。

调拨时各省不用花费一分钱，只要承担这些军舰调拨后的养船经费即可，但是各省拥有的只是这些船只的暂时使用权，一旦海疆有事，船政可以将这些船只全数召回，编入船政舰队统一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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