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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百四十章 四民并列古已有（第2页）

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

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

把社会各阶层按职业来划分管理，管仲是历史上的第一人，这种专业化的商品经济模式，自两汉以来被尊奉为基本形态及指导原则。

细致的职业化分工及世代相传的制度安排，是中国早期文明领先于世界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自秦以后，严格意义上的“四民分业”

就被扬弃了，不过它成了户籍制度的雏形，而匠籍制度则一直沿用到清朝。

而引起重大误读的是“士农工商”

的排序。

后人论及于此，先是用知识分子或有学问的官吏替代了军士，然后，又认为这是尊卑排序，以士为首，农次之，以工商为末，这就形成了所谓的“末商主义”

。

而实际上，管仲提出的“士农工商”

，乃并举之义，并没有先后尊卑之分。

远古的中国人似乎并不轻商。

早在殷商时期，人们非常乐于、善于经商及从事手工制造业。

商亡周兴之后，周朝的建国者们在反思商朝灭亡的教训时认为，殷商之亡就是因为民众热衷工商而荒废了农业，造成民心浮躁，国基不稳。

因此，转而推行鄙视工商的重农政策。

在周制中，工商业者的地位非常低贱，金文中“百工”

常与处于奴隶地位的臣、妾并列。

《易?遁卦》中说：“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严。”

《逸周书?程典》说：“士大夫不杂于工商。”

《礼记?王制》说：工商“出乡不与士齿”

。

也就是说，士大夫必须远离商人，绝对不能与工商业者混居在一起，工商业者离开居住地则不得与士大夫交谈。

《周礼?地官?司市》中还规定，贵族们不能进入市场进行交易，否则就会受到惩罚！

管仲的立场则完全不同，他将“工商”

与“士农”

并列，认为这些人是“国之柱石”

，如果当年管仲提出“士农工商”

，是以“士农”

为优，“工商”

末之，那就很难理解他之后的变法政策了。

管仲将四民并列，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意识与觉悟，更是他的治国理念的体现。

这位具有多年从商经验的政治家，早已发现工商业的赢利能力大于农业，而振兴商品经济更是增强国力的最佳途径。

这种把工商业者抬升到与“士农”

并列地位的观念，在当时的士大夫阶层并非共识，《战国策》中记载的姚贾与秦王的对话中就有一句：“管仲，其鄙之贾人也。”

对管仲的商人经历颇为鄙视。

而管仲的思想在后世被刻意淹没，则是由于两大原因。

第一，齐国一世而衰，以商治国的思想彻底破产。

齐国坐拥最强国力，却采取了不扩军和不兼并的“和平称霸”

战略，管仲那些维持国际秩序的行动，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

就在齐桓公晚期，中原的晋国和南面的楚国纷纷并吞小国，疆域不断扩大，它们的军事冒险无疑得到了更大的好处。

公元前645年，管仲去世，两年后，齐桓公死于宫廷政变，齐国迅速让出了霸主权柄。

自此以降，相继称霸的诸侯均以开疆拓土而威慑天下，“尊王攘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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