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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百七十二章 不情之请（第3页）

的认识。

19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在全世界的发展给勤俭精明的华侨提供了发展条件，西方殖民者与土著的隔阂更使他们有了发展良机，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到19世纪后期华侨已经有了相当的经济力量。

最先认识到海外华侨实力的，是一部分与“洋务”

相关的沿海地方官员。

同治五年（1866年）七月。

广东巡抚蒋益沣上奏“内地闽粤等省，赴外洋经商者人非不多。

新加坡约有内地十余万人，新老旧金山约有内地二十余万人，槟榔屿、伽拉巴约有内地数万人。”

奏请朝廷“派遣使臣前往各处，联络羁维，以便上下之情通，而内外之气聚”

。

随后。

“出身贫寒，起于州县，周知民隐，而又生长于广东侨乡”

的丁日昌指出“查闽粤之人。

其赴外洋经商佣工者，于暹罗约有三万余人，吕宋也有二三万人，加拉巴约有二万余人，新加坡约有数十万人，槟榔屿约有八九万人。

新老旧金山约有二三十万人…”

。

建议清廷“妙选使臣，分驻各国，或数国兼遣一使，或一国专遣一使”

。

他还陈说遣使的作用可以“通中国之情款”

，则中国出洋之人，必系恋故乡，这样“中国就多得一助”

。

虽然有少数地方督抚大员表示反对遣使，但由于洋务派首领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的极力赞同，加上西方列强的压力和劝诱，总理衙门最终决定遣使出洋，但在人选问题上颇费周折。

当时，传统观念仍深深地影响着大多数清朝官吏。

他们多不屑从事外交，甚至对出使外国视为畏途。

1875年郭嵩焘被任命为中国驻英公使，其友人李鹤年和冯誉骥极力劝他不要到“蛮夷之邦”

。

洋务派官员则担心中国缺乏可充当使节的人才。

对于人选这一问题，丁日昌有独到的见解，他在《海防条议》中说涉外人才，“只要能任时局之艰巨，不必复计资格之有无”

。

同治七年（1868年），丁日昌独具慧眼，将出身秀才的李风苞推荐给两江总督曾国藩，建议派李风苞随容闳前往外国考察。

光绪元年，丁日昌又推荐李凤苞出使外国。

李风苞先后到了法国、英国，后来署理驻德大臣，兼充出使奥地利、意大利、荷兰大臣等，成为当时外交界的佼佼者。

另外，丁日昌选才的目光还投到华侨之中，“现在新加坡俄国领事，即中国番禺人胡姓（胡璇泽），新加坡十数万华人皆听胡姓号令指挥。”

建议清政府联络新加坡侨领胡璇泽充任领事，具体提出借用当地侨领作为驻外领事的方案，以解决一时乏人“堪膺此选”

的矛盾。

后来陈善谦（小吕宋首任代摄领事），张振勋（槟城副领事、新加坡总领事），张煜南（槟城副领事）等当地华侨社会的侨领均成为一方领事。

丁日昌非常关注华侨在国外的命运。

晚清时期，海外华侨达数百万之多，分布区域从南洋到南北美洲、非洲、澳洲，遍及全世界。

当时的中国“华民之寓居外洋：往往以势孤气馁，为他国之人所轻侮”

，急切地盼望清朝能够派员加以保护。

清政府对侨民不仅不关心，且加意防范。

丁日昌破除陈规，直抒护侨的思想。

他在1867年答复总理衙门关于遣使问题时就建议清政府“设立市舶司赴各国有华人处管理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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