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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百八十三章 别了威妥玛（第2页）

林义哲看到威妥玛想了起来，不由得又是微微一笑。

“您写的那份建议。

可能很多中国人已经忘记了，但我却没有忘记它，并且一直在按照这份建议进行着不懈的努力。”

“原来您一直记得它。”

威妥玛回想着那段历史，叹息起来，“我明白您为什么能取得这么多的成就了。”

那一次，是西方在华人士第一次系统地提出改革中国内政外交的建议，当中最为有名和影响最大的，便是担任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的《局外旁观论》（同治四年九月十八日作）和署理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的《新议论略》。

这两份文件于同治五年（1866年）二月递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后，奉上谕交各地督抚详慎筹划，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在看到这两份文件之后，当时的湖广总督官文斥之为“包藏祸心。”

江西巡抚刘坤一则认为“断不可从其所请”

。

两广总督瑞麟和广东巡抚蒋益澧则说：“自强之道，不待外求”

，“毋庸变其法”

。

甚至时任闽浙总督的左宗棠也认为只学西方的造船便可，洋人的来福枪还比不上广东的鸟枪，包括电报在内“奇巧之器甚多，然皆美观而不适用”

。

他们这些人在清朝的封疆大吏中不是以顽固著称的人物，尚且如此反感，遑论他人？

身为穿越者，林义哲知道，甚至一百多年后的他所在的那个时代，中国大陆的很多史家仍然认为，威妥玛等人的建议“负面价值”

是主要的，他们不过是“要求清政府遵守不平等条约，举办有利于列强扩大侵略的事业。”

那么，他们究竟说了一些什么呢？

事实上，赫德和威妥玛所言，无一不切中当时中国的要害！

这两份建议书中，所表达的中心意思有三点：

第一，由于虚文粉饰和腐败成风，中国已陷入非常危险之境地。

首先，是当时中国的官场异常腐败。

赫德在《局外旁观论》中说：外省臣工“尽职者少，营私者多”

。

京官则“名望公正者，苦于管辖甚多，分内职分，反无讲求之暇；部员任吏胥操权，以费之有无定准驳，使外官清廉者必被驳饬。”

财政困难的原因在于“官之下取于民者多，而上输于国者少。”

其次。

是中国军队的落后和无能。

赫德指出，中国军队“平时拉弓举石。

只讲架式，股肱怠惰，止得养鸟消遣。”

再次，中国的教育制度早已过时，士人所学非所用，“诗文非不精通，使之出仕，而于人所应晓之事。

问之辄不能答。”

极度的腐败带来的恶果极多。

“种种非是，以致万国之内，最驯顺之百姓，竟致处处不服变乱。”

威妥玛在《新议论略》则说，中国如不急图改变，将潜伏着亡国和被瓜分的危险：“盖中华果致终衰亡时，……一国干预。

诸国从之，试问将来中华天下，仍能一统自主，抑或不免分属诸邦？此不待言而可知。”

第二，中国处理对外事务不当。

中国在30年来的处理对外关系中，以天朝礼义之邦自居。

不能与外国及外国人平等相处，导致许多纠纷，数次失和。

赫德在《局外旁观论》中说：中国“居官者初视洋人以夷，待之如狗……似此各情，皆由智浅而欲轻人。

力弱而欲伏人。”

第三，中国必须改革。

而中国想要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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