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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外8 曾经十分悲惨的（第1页）

到了这里，这一章的内容就结束了，允熥继续向后翻，翻到第三章第五节，见题目是《两次社会革命之间大明政治制度的变化与第二次社会革命发生的原因》，继续看下去。

“……，帝国在昭帝、章帝时期，有皇帝负责压制资本家不过分剥削工人；同时儒家学者掌握舆论，谴责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行为，使得资本家还不敢太过分。

但随着皇帝的权力越来越小，逐渐变成一个类似于贞节牌坊似的东西，贵族阶级与资本家同流合污，儒家失去了左右舆论的能力，甚至一度变得微不足道，再也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制约资本家了。”

“他们首先变革了政治制度。

在各省与中央，出现了议会作为最高权力机构。

或许有些人认为，出现议会是一件好事，但在当时，只有财产超过1000元的人才能成为选举人，财产超过10000元才能成为被选举人，而且必须是年满二十岁的男性。

全国只有不到6%的人符合这些条件，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是资本家，只有极少数是以地租或高利贷为生的贵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也算是资本家。

完全由资本家选举出来、由资本家担任议员的议会怎么可能出台违背他们自己利益的法案？”

“科举考试也逐渐变质。

科举考试虽然存在种种问题，但这是非富裕阶层跻身社会上层几乎唯一的方法，它给予了普通民众希望，是维持社会公平的重要手段。

但在这一时期，虽然掌权的资本家没有废除科举制度，但种种营私舞弊行为几乎公开进行，每次会试录取的考生99%都是富裕阶层的人，只有1或2个人是平民阶层，富裕阶层完全垄断了政府高级官员；国子监招收的学生也基本上都是来自富裕阶层。

通过这种手段以及议会，他们完全控制了政府。”

“他们又与军方高级将领勾结在一起。

资本家需要军队打开更多的市场，将领需要通过立下战功来升官，而且在战争中还能掠夺敌人的财富，所以双方一拍即合，在资本家完全控制政府后没多久就紧密勾结起来。”

“之后，资本家开始了对国内外的残酷剥削和压迫。

他们从经济上掠夺国内外的工人，农民，士兵，以及其他任何他们能够掠夺或剥削的人。

首先是工人。

一改昭帝、章帝时期为吸引工人的高工资，他们大幅降低工人工资，每个成年男性工人的工资每天只有8分至1角钱，成年女工的工资每天只有5分至6分钱，童工的工资每天3分至4分钱；而当时一升大米或面粉的价格是1分5厘至2分，成年男性一天的工资只能买5升大米，女人与孩子更少。”

“不仅如此，他们还极力拉长工人的工作时间。

每个成年工人不论男女每天至少要工作14个小时，最多甚至达到16个小时；就算是童工，每天也要工作10个小时以上。”

一块银元等于10角等于100分等于1000厘，一石等于10斗等于100升，一升约合允熥第一世的594克，比一斤稍多。

这样算下来，一个男人一天的工资只够买不到六斤大米的。

“每天干这么长时间才这么点儿工资，这压榨的也太厉害了吧，都赶上我第一世的旧日本帝国了。

但旧日本帝国没有多少殖民地可以剥削，这一世的大明这么多殖民地，还这么残酷压榨本国工人？”

允熥有些惊讶的说道。

“这样低廉的工资自然不能吸引人做工，他们于是通过法案，加重对农民的剥削；正好这时乡下的贵族地主也有向农业资本家转化以赚取更多财富的需求，双方一拍即合，联起手来压迫农民，使得农民欠巨额债务，不得不卖出自己的土地，直到将土地全部卖光，被迫来到城市做工人。

在这个过程中，地主转化为农业资本家，能够获得比过去放租和放高利贷更多的收益，而城市工商业资本家则获得了更多的廉价劳动力，他们能够开出甚至更低的工资来。

通过这些做法，资本家获得了高额利润。

代价，则是工人低劣的饮食、低劣的生活条件、越来越短的寿命，以及日益困窘的处境。”

允熥正看着，忽然听有人说道：“看什么呢？”

他抬起头，就见到唐瑛站在他课桌旁，正好奇的看他在看什么书。

当她注意到允熥在看的是历史书时，笑着说道：“怎么，现在就预习下一节历史课的内容了？怎么不休息一会儿？”

不过这话才出口，她就意识到自己失言了。

朱师躅因为父母双亡，存款又大多用来修补破房子了，为了省钱所以没有办寄宿生。

自己不是在他伤口上撒盐么？她又赶忙说道：“中午的时间利用起来看书比晚上多学习更好，怎么说中午的光也是太阳光，比晚上的灯光好，应该用来学习。

晚上多睡一会儿把中午的补回来。

我也看书。”

她又慌忙从自己的课桌上拿起一本书就要看。

“唐瑛，我是在看有关第二次社会革命的内容，”

允熥却笑道：“我忽然对这一段历史很感兴趣，只是隶属书上写的不是很清楚。”

“只是中学历史书，第二次社会革命又是非常重大的事件，怎么可能写的很详细？”

唐瑛急于摆脱尴尬，忙说道：“第二次社会革命在大学里可是单独的一门课程，从大一学到大三，中学却只有三节课，能讲多少。”

唐瑛一边说着，一边来到允熥身旁，瞧了瞧他正看的内容，又道：“当时资本家对工人的压榨之恨，工人的生活之差，课本上只是轻描淡写的说了说而已。

著名历史学家唐敬知写过一本《第二次社会革命前工人的处境》，我记得有一段是这样写的：工人收入之微薄，使得他们为了几分钱与别人打架，为了几块钱就可以杀人，女人因只价值1分钱的东西能与邻居对骂一整天，儿童为了抢夺某些‘好心’的富人的少许施舍而将其他人打的鼻青脸肿。

这并不是因为工人家庭的道德水平低下，而是因为1分钱就是他们一顿饭的饭钱，1角钱就是一户人家一天的生活费。”

“还有一段是这样的：毫无疑问，伤寒病持续与蔓延的原因，是人们住的过于拥挤和住房肮脏不堪。

工人常住的房子都在偏街陋巷和大院里，从光线、空气、空间、清洁等各方面来说，是不完善和不卫生的典型，是任何一个文明国家的耻辱。

男人、女人与儿童混睡在一起，上日班与上夜班你来我往、川流不息，以至于床铺难有变冷的时候。

这些住房供水不良，厕所更肮脏与不通风，成了传染病的发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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