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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说明（第2页）

说的差呵。

我问的明白了也，恁那国王着带刀的人每窗下门外看守，行里步里关防的紧呵。

那火者说道：‘我是本国的人，怎的这般关防我？’说呵，姓朴的宰相不容说，打了一顿，又与了毒药，药死，……尸首吊在树下。”

后高丽方面辩解说：“两内侍既联床而共眠，何以鸠杀？老院使与同舟而相恶，卒致祸延。”

然即便明使内讧，何至于自缢？殊不足信服。

朱元璋接着说：“又驾船的军人每跟的也交许多人关防。

……一条船去呵，许多军马接待。”

朱在此前约八月份已有“又听得恁国家疑惑大么道”

之语，朱国祯记洪武三年明朝遣使祭高丽山川时，“绘地图以还。

……朝鲜见绘地图，疑中国用兵，内惧，密为备。”

高丽之“疑惑”

应即此事。

19但这种忧虑绝不会导致鸠杀明使。

当时，洪武五年五月明军漠北败报尚不可能传到高丽，则高丽对明朝态度转变显然在北元遣使乃至明军战败之前就发生了。

那为何高丽在明兵威趋于极盛时突然放弃友好关系呢？

自洪武四年初至洪武五年夏，辽东形势发生重大变化。

洪武四年（1371年）二月，故元辽阳行省平章刘益降明，七月明派马云、叶旺由登莱北渡辽东。

明军四年底驻辽东半岛南部，五年初开始大举北攻，占领辽阳指日可待，辽东成为北元纳哈出部、登陆明军与故元降众、高丽三方鼎足之势。

元时高丽人散布辽东，有安抚高丽总管府、沈州高丽总管府之设，而元末明初割据辽阳以东的高家奴就是高丽人。

洪武三年底高丽攻克辽阳后宣称：“辽沈元系本国旧界，……辽阳元是旧界。”

《高丽史》卷四三更说，恭愍王二十年（洪武四年即1371年）三月“己未，北元辽阳省平章刘益、王右丞等欲归附大明，虑迁居民。

以辽阳本我地，若我国请命，可免迁徙，遣使来告。”

明军到来无疑破坏了高丽与北元在辽东平分秋色之格局，对高丽本土构成潜在威胁。

高丽与明通款后，虽渐与北元朝廷断交，但与纳哈出的关系日见密切。

恭愍王十八年（洪武二年即1369年）“正月辛丑，辽阳省纳哈出及平章洪宝宝遣使来聘。”

此为元亡后纳哈出通好高丽之始。

年底与次年初、次年底纳哈出又三次来使，但恭愍王二十年（洪武四年即1371年）全年未见《高丽史》纳哈出来使之记载，而《高丽史》卷四三载恭愍王二十一年（洪武五年即1372年）“正月甲戌，于山不花、纳哈出、高家奴、古提豆、王曹丞等来侵泥城、江界等处。”

于山不花排名在纳哈出前，应即著名的也先不花，诸人分据开元、金山、老鸦山寨等处，至此合兵攻高丽，似乎是洪武四年双方关系破裂，乃有东北军阀联兵入侵之事。

但洪武四年底明军在辽东半岛南部驻扎，即将北攻，纳哈出等岂敢大敌当前之时犹横挑强邻？且高丽方面本一直对其礼遇有加，纳哈出只会更积极地拉拢高丽，断不敢绝交。

高丽自洪武二年起即向鸭绿江右岸地区进攻，但所攻掠者皆“东宁余党”

之类，并未与纳哈出等有直接冲突。

再看高丽向明朝通报的恭愍王二十一年战况：“正月，有东宁府余党胡拔都等，潜入波儿口子，杀守御官金天奇等，虏掠人口以去。

至二月又突入山羊会口子，守御官张元吕等击逐之。

又于本月有佥院曹家儿、万户高铁头等引军潜入阴童口子，守御官金光富等又击逐之。”

则知战斗规模甚小，上述诸大军阀均未出现。

元后期东宁府辖以今平壤为中心的大片地区，由上述战报同条述“窃详东宁、辽阳未曾归附朝廷，既是梗化之人”

及洪武三年高丽大张旗鼓攻辽阳称攻东宁可知，此时高丽所指，乃是鸭绿江西北、辽河以东地区即东宁府旧界，东宁府余党当指元亡后占据鸭绿江对岸者。

关于高铁头，《辽东志》载：“（洪武）八年，都指挥叶旺、马云破纳哈出于盖州城南，（陈）玉之功甚多，仍追其至猪儿峪，败之，又克达军高铁头山寨。”

在洪武八年末盖州之战中，纳哈出部由盖州向东败退，明军直追至鸭绿江，顺便扫清了沿途蒙古军据点。

由此可知高铁头确为千山山脉中即东宁府旧界处蒙军偏部，其与胡拔都等皆应类此。

此次战斗或为千山中故元残部慑于明军逼人之势而东移，假也先不花、纳哈出之威名骚扰高丽。

但高丽虽称诸大军阀来侵，却无相应增兵备御之举，则高丽显知真相。

其刻意造成高丽与东北故元主力发生正面冲突之印象，欲示明军以诚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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