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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章（第4页）

玛尔塔把不同的观点翻译成德语讲给埃布纳听。

“黄色笑话不太好，保夫鲁沙说得对。”

埃布纳说。

魏曼只得就此认输，他嬉皮笑脸地扯开了话题，后来也没再听他讲过这种笑话。

保尔从玛尔塔的外表判断以为她才十九岁，是共青团员。

结果在一次谈话中他吃惊地得知，玛尔塔已经三十一岁了，1917年入的党，是拉脱维亚共产党机关内一名积极的工作人员。

1918年，白匪曾抓住她判处枪决，后来苏维埃政府用白匪俘虏换回了她和另几名同志。

如今她在《真理报》工作，并念完了大学。

保尔不知道她用什么方法，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个来看埃布纳、身材娇小的拉脱维亚姑娘已经成为“五人小组”

里的重要成员了。

另一个拉脱维亚人等格科特是地下工作者，他爱扮鬼脸跟玛尔塔开玩笑：

“亲爱的玛尔塔，你那可怜的奥佑尔正像只热锅上的蚂蚁在莫斯科急得团团转吧？这怎么能行呢！”

每天清晨，总有响亮的公鸡的报晓声赶在起床铃一分钟前响起。

埃布纳的鸡叫学得堪称一绝。

疗养院的工作人员找遍每一个角落也没找到这只雄鸡，这令埃布纳颇为得意。

月末，保尔的病情加重了，他不得不整日卧床，埃布纳十分难过。

他很喜欢这个性格开朗从不愁眉苦脸的小伙子，可惜本应朝气蓬勃的他偏偏过早地失去了健康。

他从玛尔塔那里得知，医生对保尔的未来不抱希望。

埃布纳听了焦急万分。

一直到离开疗养院，医生都没允许保尔下地行走。

保尔没有在别人面前表露出痛苦，只有玛尔塔从他苍白的脸上看了出来。

在应该出院的一周前，一封来自乌克兰共青团中央的信通知保尔延长假期两个月，还说根据疗养院的诊断书他的健康状况不允许他恢复工作。

同时，还随信汇来一笔钱。

如同当年跟朱赫来学拳击，经受住第一拳时一样，保尔承受了这第一次打击。

当年他被击倒，但他马上就站了起来。

他很意外地收到了母亲的来信。

信上说她有个老朋友，叫阿尔宾娜·丘察姆，住在一个港口，有十五年没见面了。

她的住处离叶夫帕托里亚不远，因此母亲关照儿子要去她那里看看。

这封偶然来信对保尔此后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周后，病友们热情地把保尔送到码头。

临别时，埃布纳热烈地拥抱和亲吻保尔，像对待亲兄弟一样。

玛尔塔没有露面，保尔没能向她告别就离去了。

第二天早晨，一辆敞篷马车把保尔带到了一座带小花园的房子前。

保尔请陪他来的人去帮忙打听，这里是否住着丘察姆一家。

丘察姆一家五口。

母亲阿尔宾娜已过中年，胖胖的，凝滞的黑眼睛常能看出哀忧，日渐衰老的脸上依稀有着旧时的风韵。

两个女儿叫廖莉娅和达雅，还有廖莉娅年幼的儿子，最后就是体格肥硕的老头儿丘察姆。

另外，他还有一个儿子乔治在列宁格勒。

老头儿在合作社干活儿，达雅在外边做工。

廖莉娅原本是个打字员，前些日子跟嗜酒的流氓丈夫离了婚。

目前没有工作，在家里带孩子，做家务。

保尔耐心地和阿尔宾娜讲自己所知道的家中的情况，并顺便探问她家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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