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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故宫博物院藏清明上河图是赝品（第20页）

1949年开国大典的时候，当时担任筹备委员会秘书处处长的童小鹏从香港拿到一卷彩色胶卷，拍下了开国大典唯一一张彩照，然后还要千里迢迢送到香港才能冲洗。

而《清明上河图》的鉴定是在1951年，居然已经用了彩色冲印技术，可见国家的重视程度。

这套照片都是在自然光下拍摄的，每张的右下角都用墨水写着一个号码。

我排了排顺序，编号为1的照片是《清明上河图》画卷的平铺全景；下面的十几张是俯拍的画卷分段特写，细节清晰，笔触纤毫毕现，还附了一把尺子。

这些照片联在一起，恰好就是一幅完整的《清明上河图》。

再往下，则是各种角度的特写，就连题跋、隔水、天头、地头这些画面以外的东西都没遗漏，甚至还有几张是举起原图，让阳光透射过来，以便看清其中绢层纹理。

拍摄者对书画显然很内行，镜头涵盖到了方方面面。

看完这一整套照片，对《清明上河图》真本的情况基本就可以了然于胸了。

这幅画在照片里保持着原始状态，绢色发灰，上头残缺、漏洞之处不少，还有些污渍，可见在东北没少受苦。

可惜我不是红字门出身，对书画的了解有限。

大部分照片对我来说，除了赞一声足够清楚以外，也说不出其他什么门道。

好在我不是来鉴定古董的，而是按照素姐给我的指示去验证几个疑点罢了。

我很快挑拣出一张照片，这张拍的这段画面，位于汴梁闹市后排一处轩敞瓦房，看样子像是个赌坊，四个赌徒围着一张台子在扔骰子。

我想起王世贞的那个故事，拿出放大镜，却发现台上骰子清晰可见，四个赌徒的脸部却模糊不清，五官涂污，根本无法分辨口型是张是合。

我拿着这张照片端详了半天，然后从怀里取出一张《清明上河图》的印刷品。

这是我在美术商店买的《中国历代名画集》中的一页，铜版纸印制。

这是市面上最通行的版本，无论是中学历史课本、美术史学术专著还是旅游图书，都是用的这版。

该画下面有一个标注，注明此画是复制自故宫收藏的真本——当然，画面是远不及这套照片清楚。

在这个版本里，我把放大镜挪到同样位置，立刻顿住了。

我看到那个赌坊里的赌徒们五官清清楚楚，口型撮成圆形。

我一瞬间口干舌燥。

当年汤臣之所以能看破《清明上河图》赝品的破绽，是靠赌徒的口型。

真本口型为撮圆，赝本口型为开口。

1951年的真本原始鉴定照片里，赌徒五官已被污损；而在通行版本里，同样部位却恢复了原状，变成了撮圆口型。

技术上，这不难做到，故宫有专门的技师对画幅进行修补。

但修补恰好发生在这一关键部位，是不是有点过巧？看起来就好像是故意遮掩些什么。

修补之前，赌徒到底是什么口型？撮圆还是开口？

我觉得喉咙有些干，拿起杯子将里面的橘子水喝了一半，继续翻找照片，很快翻到专拍题款特写的那几张。

中国的古代收藏家有一个习惯，就是喜欢在自己收藏的画卷上留下钤印或题跋，写写心得体会什么的，跟现在去旅游景点随手乱刻“某某到此一游”

性质差不多。

后人只要查看这些印记，就可以看出书画的大致传承，和看一个人的履历差不多。

《清明上河图》的第一个收藏者是宋徽宗，他亲自题了画名，还钤了双龙小印。

可惜这部分的绢布已遭人盗割，早就看不到了。

好在其他的题跋都在，一个个数下来，从张著到明代大学士李东阳，再到陆完、严嵩，一直到溥仪盖的三印，历历在目，清清楚楚，记录了这一幅国宝的坎坷历程。

可我从头到尾数了三遍，有一个人的题款却始终找不到。

而这个人的，本该是不可或缺的。

就是这幅画的作者，张择端。

准确地说，张择端的名字在画卷上出现过。

但那是在一个叫张著的金朝人的题跋中提到的：“翰林张择端，字正道，东武人也，幼读书，游学于京师，后习绘事，本工其‘界画’，尤嗜于舟车市桥郭径，别成家数也，按向氏《评论图画记》云，《金明池争标图》《清明上河图》，选入神品，藏者宜宝之。

大定丙午清明后一日。”

据素姐的老师说，鉴定组就是凭这一点认定张择端是作者，进而确认为是真本的。

严格来说，这种手法属于循环论证。

张著说作者是张择端，所以这卷画是真的；因为这卷画是真的，所以张著说的作者是对的。

作者本人在呕心沥血的作品上不留名字，却要等百年之后由一个金人说出来历，这岂非咄咄怪事？

而且我之前做过一点功课，台北故宫藏有一卷《清明上河图》，是清代画院五位画家在乾隆朝临摹仿制的，其上有“翰林画史张择端呈进”

的题款。

仿本尚且有此，真本岂会遗漏？

我把照片和放大镜都放回到桌子上，身子朝后一靠，闭上眼睛，思绪万千。

素姐说的没错，这两点仅仅只是疑点，还不足以盖棺定论认定《清明上河图》是假的。

但这些质疑，足以掀起一阵大波澜，引起全国媒体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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