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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章（第2页）

当时的汉口是旧势力潜伏着的巢穴，刚刚攻克不久，各种报纸依旧唱着老调，因而有必要在这儿压压周围敌人的气焰，壮壮革命的声威。

沫若大刀阔斧地封闭了两家反动报馆，迅速成立了新闻检查委员会，同时组织和加强民众团体，促使民气大大高涨了起来。

这样前后只化了一个星期，整个市面便顿然改观。

当然事情并不都是一帆风顺的，当汉口码头工人将他们逮捕的工贼送交政治部办事处法办时，沫若坚决主张就地镇压，可是请示了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却和蒋介石一样主张下令释放，并责备办事处&ldo;不懂策略&rdo;，批评郭沫若&ldo;是一位感情家&rdo;。

既然是感情家，不是真正的革命者，又何苦要占着职位干这种&ldo;挂羊头卖狗肉&rdo;的差使，令人讨厌呢?沫若一气之下写了辞职信。

幸好邓演达及时过来与他进行了推心置腹的谈话，沫若直抒己见，认为他最大的不满意便是万事都讲&ldo;策略&rdo;，对于旧时代的支配势力过于顾忌、妥协。

邓演达虚心听取了他的意见，并且表示今后凡是关于政治部内部的事情，一切都由他作主。

长时间被围困在武昌城内的敌军已经弹尽粮绝，部分守军不得不开城迎降。

这是一九二六年十月十日，沫若是最先知道这件事的人之一，此时他正在汉口参加中华全国总工会开幕典礼，会上他兴高彩烈地向代表们宣布：&ldo;今天敌军要开城迎降，今年的双十节值得加倍庆祝，可说是四十节。

同时，总工会又在今天开幕，更加值得加倍庆祝，合起来是六十节!&rdo;1会后，他想尽快将攻克武昌的消息告诉三镇市民，可是已经来不及发号外，也来不及打锣通知了。

急中生智，他立即写了&ldo;攻克武昌，活捉守将&rdo;八个大字贴在汽车上，然后自己坐在里面，请司机沿着大街小道四处行驶。

消息传开，人心振奋，满街都是放鞭炮的，鞭炮屑把马路都垫高了。

街上全是人，汽车只得慢慢的走。

有人误将车子里的郭沫若当作活捉到的守将刘玉春，就拼命用石头砸汽车，以致车子的漆和玻璃都有损伤。

沫若眼看宣传目的已经达到，便吩咐将车开进小街，绕道返回设在汉口南洋烟草公司内的政治部办事处。

2两三天后，政治部全部迁往武昌。

郭沫若升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军衔晋级为中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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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讲革命掌故》，1948年10月16日《华商报》。

2据刘盛亚：《郭沫若在重庆》，见曾健戎编，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版《郭沫若在重庆》。

战争时期调动频繁，十一月七日沫若刚刚参加了十月革命节纪念大会，突然接到邓演达的电话，嘱咐速往刚攻占的九江主持江西方面的政治工作。

为了适应军事进展的需要，沫若二话没说，即于第二天与李一氓等人乘船赶赴九江。

南昌攻克后，总政治部在那里设立了驻赣办事处，沫若随即又转道南昌正式兼任办事处主任。

本来预定在九江工作两周即回武昌，不料被先后坐镇九江、南昌的蒋介石拖住下放。

早在汉口时，蒋介石就曾托邓演达转告郭沫若，希望他能随同进发江西，当时他婉言谢绝了，可是现在却无法脱身。

蒋介石对他装出一副&ldo;礼贤下士&rdo;的样子，每次接见都要起身相迎。

一九二六年除夕，总司令部在旧督军公署餐厅设宴招待部直校级以上干部，沫若亦在座。

席上，蒋介石操着一口浙江官话致词，声称武汉不宜建都，要把正在从广州迁往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留驻南昌，一切听他指挥。

席间竟有人高呼&ldo;蒋总司令万岁&rdo;，蒋介石也居然默默领受而不加制止，沫若看着他那一对居心叵测的眼睛，心中不禁升起疑团：蒋介石的野心正在不断暴露，他究竟能不能革命到底呢?

由于蒋介石不顾部分已在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委员的反对，擅自挟持中央政府暂驻南昌，致使南昌和武汉实际呈现出分裂的局面。

一九二七年一月初邓演达已去武汉，他在离南昌前夕曾约郭沫若谈了一次话，认为沫若已经由尝试革命的阶段进到和革命的本质不能分离的阶段，希望为了革命的前途要特别多加保重。

不断经历革命烈火的锻炼，沫若在政治上确实越来越成熟，因而参加共产党的要求也日益迫切。

早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中旬，他就曾以迫切的心情写了一封信，由南昌秘密寄给&ldo;上海宝山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沈雁冰先生转陈仲甫先生亲启&rdo;。

陈独秀（字仲甫，1880‐1942）接信后不久即复示，对于沫若的入党要求颇为赞许，同时说明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履行组织手续，自己个人不能越过组织来允纳他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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