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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章（第2页）

二十二

三十年代在日本留学的青年，心目中最崇拜两个人：一个是鲁迅，一个就是郭沫若。

许多人都想就近与郭沫若相识，特别是东京左联支部的盟员，一直在积极争取他的支持和指导。

鉴于沫若的处境，他很难广泛接触青年们，但他绝不会轻易放过一次参加这类活动的机会。

一九三三年冬，一个大雪纷飞的黄昏，沫若应从上海来到东京的一家书店老板的邀请，往早稻田大学附近的下宿屋有明馆晚餐，顺便与青年作者杜宣晤面。

饭前，大家围坐在火钵周围的蒲团上，随便交谈着，由于初次相见，杜宣不免有些拘束。

沫若听说杜宣是江西九江人，便问道：&ldo;我在高等学校上学时，有个同学是你的同乡，回国后就一直不知他的下落，他的名字叫萧仁炳，你知道吗?&rdo;杜宣立即回答说：&ldo;他是我私塾的老师，我来日本前还去看过他哩。

&rdo;沫若感到十分诧异：&ldo;怎么萧仁炳去教私塾了?&rdo;杜宣赶快作了解释：&ldo;他回国后找不到职业，穷愁潦倒，只好回到家乡，在一个小庙里收了几个学生，靠此糊口度日。

&rdo;几句话勾起了沫若对故国的深深怀念，和对国民党政府祸国殃民的无比愤慨，他把手中捏着的&ldo;希望&rdo;牌纸烟掷在火钵里，突然站了起来在室内踱着方步，忿忿不平地说：&ldo;这真不象话，他在帝国大学是学地质的，是一位胸有抱负、学有专长的人，竟找不到一个工作，这是怎么样的国家啊!&rdo;杜宣看他真诚坦率，一点都不矜持，从此谈吐再也没有什么顾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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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杜宣：《夏夜星空》，见三联书店1979年5月版《悼念郭老》。

一九三四年五月，青年画家傅抱石（1904‐1965）在东京银座松坂屋举行《书画篆刻个展》，沫若不但为他的许多作品亲笔落款题诗，而且亲自为他主持了开幕式，热情接待日本著名篆刻家河井仙郎、画家横山大观、书法家中村不折、作家佐藤春夫等莅临参观，并协助举行记者招待会，亲自在会场担任翻译。

日本观众对傅抱石的艺术造诣大为惊叹，尤其推崇他的刻有《离骚》全文的两方鸡血石印，认作中国艺术的奇迹，许多人买了他的图章、字和画。

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眼中，中国人向来被视为该受奴役、宰割的对象，而抱石却以他的高超的艺术表现出中国人民的志气和尊严，这委实令沫若欣慰。

他觉得这次展览虽然收入并不怎么可观，但替中国人确实是吐了一口气。

为了进一步扩大影响，他劝抱石再开一次个展，并表示自己愿向一般有购买力的社会人士推荐。

一九年十月五日，沫若应邀往东京神田区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演讲，题为《中日文化的交流》。

他以《庄子》中的一段典故作引子，说古代有个越国人逃亡国外，几天后看见本国的友人便很高兴，几个月后看见一般的本国人也非常高兴，一年后看见貌似本国的人竟也高兴极了。

正是&ldo;去人滋久，思人滋深&rdo;，自己离开祖国已经八年，现在能有机会与这么多的骨肉同胞见面，真是再高兴也没有的了。

这一番满怀深情的话语，使大家仿佛又回到了家乡与亲人团聚在一起。

接着，他含义深长地谈了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历史，说资本主义以前的文化是从中国流到日本，资本主义以来的文化是从日本流到中国，然而前者得到了成功，后者却失败了，原因何在呢?绝不是因为中国人的头脑比欧洲人以及其他地方的人劣等。

他有心举了一个令人振奋的例子：德国学者康恩从非洲人、澳洲人、欧洲人和中国人的四种民族中，各取了一百个头盖骨来衡测它们的容量，测量结果表明，头脑大的，中国人居多，头脑小的，中国人居少，而且最大的头脑中国人也比欧洲人多，最小的头脑中国人则比欧洲人少。

为此，沫若激动地高呼：

我希望我们中国人

利用我们的优秀的头脑，

批判地接受既成文化的精华，

努力创造出更高一级的新的文化!

会场上掌声雷动，群情沸腾。

坐在头两排的日本的刑士们干瞪两眼，一声不吭。

混杂在人群中的被国民党反动派收买的几名反动留学生却骚动起来，他们歇斯底里地狂呼&ldo;打倒共产党郭沫若&rdo;，并往台上乱扔梨和苹果。

沫若神态自若，面不改色，对他们嗤之以鼻。

几天以后，他在青年会主办的小报上刊登了两句打油诗：&ldo;权宜梨儿作炸弹，妄将沫若叫潘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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