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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章（第2页）

就这样，我们共同迎来了1949年北京的解放。

在解放军围城期间，南京方面派一架专机，来接几位名单上有名的著名教授到尚未解放的南京去。

锡予先生单上有名，但他却坚决不走，他期望看到新中国。

有一段时间，锡予先生被任命为北大校务委员会主席，算是一个&ldo;过渡政权&rdo;。

总之，北大师生共同度过了许多初解放后兴奋狂欢的令人难忘的日子。

1952年，我们北大从城里搬到了现在的燕园中来。

政府早已任命马寅初先生为北大校长，只有两个副校长，其中一个是党委书记江隆基兼任，实际上主管教学和科研的就是锡予先生一人。

马老德高望重，但实际上不大真管事情。

江隆基是一个正直正派有理智有良心的老革命家。

据我们局外人看，校领导是团结的。

当时的北大，同全国各大学和科研机构一样，几乎是天天搞&ldo;运动&rdo;。

然而北大这样一所全国重点大学，一只无形的带头羊，却并没有出什么娄子，这与校领导的团结和江隆基同志的睿智正直是分不开的。

还是讲一讲我自己的情况吧。

出城以后，我&ldo;官&rdo;运亨通，财源大发。

先是在城里时工资被评为每月一千一百斤小米，解放前夕那种物价一小时一涨，火箭似地上升的可怕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后来按级别评定工资，我依稀记得：马老（马寅初）是三级，等于政府的副总理。

以下是汤老（汤用彤）、剪老（剪伯赞）、曹老（曹靖华）等，具体级别记不清了。

再以下就是我同其他几位老牌和名牌的教授。

到了1956年，又有一次全国评定教授工资的活动，根据我的回忆，这次活动用的时间较长，工作十分细致，深入谨慎。

人事处的一位领导同志，曾几次征求我的意见：中文系教授吴组缃是全国著名的小说家、《红楼梦》研究专家、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我的老同学和老朋友，他问我吴能否评为一级教授?我当然觉得很够格。

然而最后权衡下来，仍然定为二级，可见此事之难。

据我所知，有的省份，全省只有一个一级教授，有的竟连一个也没有，真是一级之难&ldo;难于上青天&rdo;了。

然而，藐予小子竟然被评为一级，这实在令我诚惶诚恐。

后来听说，常在一个餐厅里吃饭的几位教授，出于善意的又介乎可理解与不可理解之间的心理，背后赐给我了一个诨名，曰&ldo;一级&rdo;。

只要我一走进食堂，有人就窃窃私语，会心而笑：&ldo;&lso;一级&rso;来了!&rdo;我不怪这些同事，同他们比起来，无论是年龄或学术造诣，我都逊一筹，起个把浑名是应该的。

这是由于我的运气好吗?也许是的;但是我知道，背后有一个人在，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锡予先生。

俗话说：&ldo;福不双至。

&rdo;可是1956年，我竟是&ldo;福真双至&rdo;。

&ldo;一级&rdo;之外，我又被评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

这是中国一个读书人至高无上的称号，从人数之少来说，比起封建时期的&ldo;金榜题名&rdo;来，还要难得多。

除了名以外，还有颇为丰厚的津贴，真可谓&ldo;名利双收&rdo;。

至于是否又有人给我再起什么诨号，我不得而知，就是有的话，我也会一笑置之。

总之，在我刚过不惑之年没有几年的时候，我还只能算是一个老青年，一个中国读书人所能期望的最高的荣誉和利益，就都已稳稳地拿到手中。

我是一个颇有点自知之明的人，我知道，我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步，与锡予先生不声不响的提携是分不开的。

说到我自己的努力，不能说一点都没有，但那是次要的事。

至于机遇，也不能说一点没有，但那更是次要之次要，微不足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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