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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章 世家（第2页）

另外，洪家还跨行经营着天宝金店、三阳金店、万庆当铺、古玩店聚宝斋，并与太医院寿家，合股共办了参茸庄衍寿堂。

分号遍及京城、津门、沪海、南京、西安、青岛、烟台、旅大、沈阳等地，共计一十六家。

在京城，人人都知道洪家富。

但要说起洪家人过着怎么样的日子，大多普通人除了管中窥豹了解的一些表象外，其余也只能靠臆想了。

打个比方，百姓说富，必是“穿金戴银，锦衣玉食。”

而真正豪门世家，却只说“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

其间差别，一语可判。

况且除了优越的物质条件以外，在商业富豪的真实生活里，还包含着许多难言的苦涩。

这话绝非无病呻吟。

我国历史上的统治者们，一向觉得商人靠出卖别人生产的东西取利，是极不道德的行为。

而且从根儿上又认为商人的逐利性是搞乱社会的隐患，十分的不可靠。

于是乎，对“商”

这个阶层，历来严防死守，实行“抑制政策”

，即“重农抑商”

。

故而商人富是富，但社会地位始终卑微。

就拿大清国来说，商人该穿蓝布大褂，那就得穿蓝布大褂，你有钱也不行。

而且商人的儿子还不许做官，这大概就是现在说的封建压迫。

说到这里，洪禄承的父亲，平生倒是对雍正皇帝十分推崇。

理由嘛，多少有点另辟蹊径的意思。

按照洪效儒所说，在以农为本的封建社会里，统治者最怕百姓脱离户籍成为流民，使之失去剥削的对象，所以往往竭尽一切办法控制人身自由。

而历朝历代，却唯有雍正朝的“摊丁入亩”

政策歪打正着，竟为国人提供了真正的人身自由，这才使人们有了脱离地著选择职业的可能。

否则，按照旧有的束缚制度，洪家是根本没有机会离开老家的。

而且即便到了京城以后，也同样不可能招揽到足够的人手和伙计。

更何况，若不是清廷皇家鄙夷商业到了不屑为之的境地，规定旗人经商就要被削去旗籍，那么像洪家这样的汉商即使身在京城，也是不会有什么生发机会的。

对父亲这个观点，洪禄承也深以为然。

可即便做买卖的基础条件有了，但只凭一个普通商人要想把买卖做大，或是想进入国家专卖的领域，仍然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

除非，你去依附权贵，成为所谓的“官商”

。

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代，洪家自不能免俗。

不过，洪家人也用亲身体会验证了一个道理——做一名“官商”

，虽然社会地位体面了些，做买卖也会有很多便利，但副总用却也同样严重，甚至有些得不偿失。

其中逻辑不难理解，正因为靠山是“官”

，所以投靠的商人不仅在要接受权益分配的不公平，并且还会因为靠山身份带来的特殊需求，从而承担诸多的牺牲和风险。

比如清末的“官商合办”

，这个由头就是个吞银子的黑洞。

不知有多少“官商”

，因为主家迎合“上峰”

而被迫身陷泥潭，成了牺牲品。

而在此之后，接踵而至的清帝逊位，则更是一场几乎使整个京城商场为京城官场陪葬的旷世灾难。

大清国的时候，京城的消费主体是以满蒙旗人和官员权贵为主。

所以辛亥革命让清政府这么一倒台，不仅消费市场直线萎缩，并且就连许多陈年旧债也难以追回，这就导致了大量中小工商业者直接破产。

而且越是“官商”

，在这种情况下损失也就越大，因为这些大商家最大的顾客就是紫禁城。

拿洪家来说，“衍”

字号饽饽铺历来有代替宫廷内外饽饽房制作传供的活计，而参茸庄衍寿堂又长期专办东西御药房的人参和鹿茸，这么算下来，一共一十六万两货款就此打了水漂儿。

再如齐仁堂岳家，因为享有供奉宫廷其他御用药材的殊荣，也不得不咬着牙硬撑下近二十万两的亏空。

而在所有与清宫有经济往来的商家中，损失最大的，恐怕就是专为皇家营造的兴隆木厂马家了。

据说，修光绪东陵所欠的二十二万两和修北海所欠的三万余两，皇家一个子儿也未曾支付，而当年给马家留下的那张欠据，也随着北洋政府的登台，成为了永远无法兑付的一纸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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