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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章 世家（第4页）

在卢沟桥事变刚刚爆发之际，他就偷偷下手安排，让洪禄承携新婚妻子王蕴琳一起逃反，由津门乘船去了沪海。

并且在临走的时候还交给儿子一张存单，洪禄承这才知道，原来为以防万一，父亲在美国花旗银行一直存有六十万银元。

到达沪海后，洪禄承也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在租界里醉生梦死，或是庸庸碌碌干等战火平息，而是时刻在寻找着能帮洪家保存实力、减少损失的方法。

当洪禄承发现在日军侵华的脚步下，沪海租界里反因为避难人口增加呈现出一片畸形的繁荣时，他马上就与时任工部局董事的犹太地产商哈同合作，用花旗银行里的这笔钱，在租界里大肆兴办西餐厅、咖啡馆、舞厅和夜总会，并很快赚了大钱。

因此抗战胜利后，再回到京城时，洪禄承已积攒了足够的财力，来挽救洪家岌岌可危、濒临破产的祖业和信誉。

也终于使得病危的父亲放下了心病，带着微笑握着他的手安然离世。

不过，洪家的这段兴盛史摆脱不了历史的桎梏，终归也只是昙花一现。

之后的三年，由于政府处置战后经济极为不当，“劫收大员”

满天飞，借没收“敌产”

之名大肆中饱私囊。

我国的工商阶层始终处于一种“孤儿”

状态。

在那时，要想维持一份产业，可说是战战兢兢、惨淡经营，不仅要靠自己承受下日酋侵略的造成的损失，同时也面临着蒋、宋、孔、陈“四大家族”

官僚资本的挤压与吞并威胁。

内战起后，蒋管区物价飞腾，当局又强迫民间上缴银元黄金，兑换成一钱不值的“金圆券”

。

致使整个经济呈现崩溃之势，神仙也无力回天。

无怪乎当时有人咬牙切齿把委员长称为“蒋该死”

，并私下宣称“三民党不亡，没有天理”

。

因而在内战时，我国的工商阶层，大多数人并没有跟三民党共进退，只在观望中期盼尘埃早日落定。

在这种背景下，洪禄承即便再有商业才华，也无可作为。

能做到勉强维持诸多产业的经营，还能给洪家的老伙计们挣上一口饭吃，着实已经不错了。

眼见民营资本丝毫不知出路何在，洪禄承的心头只有愁云惨雾。

1949年，大军狂飙席卷。

随着三民党败走台湾，世界轻而易举转换成了红色。

江山底定初期，由于民营经济在全国经济比重中举足轻重，而且新执政的红党面临着一些实际问题，还需要民族资本助一臂之力。

所以只要不是官僚资本，不是洋行买办，工商阶层还是被定义“人民”

，是所谓开明的“民主人士”

。

乃至在国旗中，也占有一颗星的位置。

在这时，红党高层对知名的商家是礼遇有加的，并给予了非常优厚的待遇。

如齐仁堂第十三代传人岳松生，就属于商界中积极拥护红党的代表人物。

不仅得到了提拔和重用，在日后甚至成为了京城的副市长。

而以洪家在京城商界的名声，洪禄承自然也是重点统战对象。

政府为他安排的名份、职务都有。

但洪禄承一向秉承祖训，习惯低调行事，本能地不愿当这个出头的橼子，故而他最终婉言谢绝了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职务，只肯顶个“工商界人士”

的名头。

此外，建国之初的经济政策也很平稳。

在经济管制上，除了打击金银外汇等投机生意，新政权强制没收的，也只针对官僚资本、敌伪财产。

而对私营和个体经济的态度，除了恢复生产、摆正新的劳资关系之外，只是“利用、限制、改造”

。

这种合衷共济的经济状态，一直持续到1952年。

而在这段时期内，整个世界几乎被重新改造了一遍。

什么事都要重新开始，连语言文字也得从头学起。

因此不仅1949年以前的社会顽疾被扫荡一空，而且社会的发展也一日千里，遥远得如同做了一场梦一样。

那的确是一个豪迈的时代，不过在凯歌行进的同时，仔细打量，也会发现有一些裂隙，与那红底金字的光芒十分不协调。

从1950年起，不断有各界的“群众运动”

被发动。

如知识分子的“思想改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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