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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第1页）

嘉靖三十七年（1558）十一月，屯聚舟山的王滶等3000余倭寇见明朝放回王直已是不可能，于是，纵火烧毁巢穴，夺路泛舟向南而去，并在福建的浯屿（今台湾金门岛）扎营，四出劫掠。

br至此，倭患的重点开始由浙江全面转移到了福建和广东。

四、王直被斩

嘉靖三十八年（1559）十一月底，拖延达两年之久的关于王直的处置问题终于有了最后的结果。

这天，胡宗宪谳上王直、叶宗满、王汝贤等狱，谓：&ldo;（王）直等勾引倭夷，肆行攻劫，东南绎骚，海宇震动。

臣等用间遣谍，始能诱获。

乞将直明正典刑，以惩于后。

宗满、汝贤虽罪在不赦，然往复归顺，曾立战功，姑贷一死，以开来者自新之路。

&rdo;事下兵部会同三法司覆议云：&ldo;三犯俱不可原，仍将妻子财产没入，庶尽法律。

&rdo;明世宗亦降下诏谕云：&ldo;直背华勾夷，罪逆深重，命就彼枭示，宗满、汝贤既称归顺报功，姑待以不死，发边卫永远充军。

&rdo;（《明世宗实录》卷478）

十二月，在胡宗宪忙于嘉兴督战之时，王直被浙江巡按御史王本固斩首于杭州，其妻子被赏给功臣之家为奴。

王直之义子王滶则在猖狂出洋后为飓风所覆。

至此，祸患东南沿海地区多年的倭寇巨擘‐‐王直终于被彻底歼灭。

纵观嘉靖时期的御倭形势，我们不难看出，胡宗宪对王直及其倭寇所采取的剿抚并举的战略策略，无疑是相当正确的。

但遗憾的是，胡宗宪本欲宽贷王直并以其招抚倭寇的意愿却未能得到实施，以致在明世宗和部分朝臣力主治王直以死罪的情况下，终使王直被处以极刑，从而再度激化了矛盾，使倭寇之患重又严重起来。

诚如谈迁所云：&ldo;胡宗宪许王直以不死，其后议论汹汹，遂不敢坚请。

假宥王直，便宜制海上，则岑港、柯梅之师可无经岁，而闽、广、江北亦不至顿甲苦战也。

&rdo;（《国榷》卷62）

就王直评价而言，我以为应当将其划分为两个阶段，即前半期的冲破明朝海禁政策、冒险进行海外走私贸易的徽州商人，后半期即在日本五岛称&ldo;徽王&rdo;、建立&ldo;宋&rdo;政权以后，率领倭寇大肆侵犯中国东南沿海，烧杀抢掠，成为倭寇的元凶首魁，这是不能原谅的。

尽管他以开放海禁进行通商相要挟，但其性质显然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当我们翻阅当时文献，发现大量关于诸如歙县商人凌珊（歙县沙溪人）、程元利（休宁人）、邵鸾（休宁人）和徐正（祁门人）等分别在经商所在地镇江、嘉定、海宁和淮安捐资抗倭事迹的时候，当我们看到嘉靖三十四年（1555）八月倭寇自杭州长驱直入徽商故里歙县南乡和绩溪以及旌德、南陵、芜湖、当涂等地，人民生命财产倍受荼毒的时候，当我们回顾歙县岩寺备倭乡约同仇敌忾的时候，我们还应再为王直的行为辩护吗？

显然，对王直的评价应当放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进行。

否则，我们可能就会误读历史、枝解历史，从而造成不必要的麻烦，最终走入历史的误区。

二，明朝海禁以及倭患、汪直和海商

更新时间2005-8-1012:26:00字数：21764

明朝海禁以及倭患、汪直和海商

作者：碧血汗青

明朝中叶，东南沿海倭寇为祸，生灵涂炭，是为当时九边之外的又一大边患。

幸得当时武有戚继光、俞大猷这两大不世名将，而文臣如谭纶和胡宗宪等督抚大吏也都大力支持剿除倭寇，因此&ldo;俞家军&rdo;和&ldo;戚家军&rdo;两支精锐，杀敌灭寇，歼灭倭寇无算，东南沿海方得一时安定。

时有漳人为民谣道：&ldo;戚虎俞龙，杀贼如土&rdo;（《防海辑要》），倭寇畏称戚继光为&ldo;戚老虎&rdo;，有明一朝则把谭纶和戚继光这一文一武合称为&ldo;谭戚&rdo;，以彰其功绩之彪炳。

而在谈论明朝倭患时，时常会提到一个明朝人叫汪直的，也称王直，大多称他为汉奸，指其为倭寇做向导为祸内地，所以寇害尤深。

但汪直此人的身份，实际上长期以来都是有争论的，争论的焦点集中在此人到底是海盗还是汉奸这个问题上。

其实说他是海盗也是不太准确的，严格地说，汪直所部是一个势力庞大的武装走私集团，也就是明代历史研究中经常提到的&ldo;海商&rdo;。

海盗一般主要指在海上或沿海地区以抢劫船货、财物为生的武装集团，而汪直势力显然不是靠掳掠为生，缺乏海盗的普遍特征，因此更符合走私集团的定义，所以准确地说，汪直是个武装走私集团的头目。

至于他是不是投靠了倭寇成了汉奸并给他们做向导入侵内地，这需要仔细分析，我们不妨就他到底是海商还是汉奸的问题来讨论一番。

一，中日邦交和明朝的海禁

中国东南沿海的倭寇之乱，起自于元朝，在明朝实行海禁后，其祸害程度逐渐达到顶峰。

在元朝以前的中日两国关系，自正式邦交以来，主体上基本是友好的。

中日两国之间的正式邦交，应该起始于三国时期。

魏景初二年（公元238年）六月，倭女王卑弥呼遣使来华，魏文帝曹丕很是高兴，于是互赠礼物，并诏封其为&ldo;亲魏倭王&rdo;，对两位使者也都有封赏。

日本其时颇依赖于中国，甚至国内有宗室纷争，亦要来华找曹丕分辨曲直，求为仲裁：&ldo;倭女王卑弥呼与狗奴国男王卑弥弓呼素不和，遣倭载斯、乌越等诣郡说相攻击状。

遣塞曹掾史张政等因赍诏书、黄幢，拜假难升米为檄告喻之&rdo;（《三国志》）。

而日本近年更出土了曹丕所赠之五尺宝刀及铜镜，器物上所铭年代与与《三国志》无异，由此可知记载不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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