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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第1页）

在漫长的岁月里，以经济新闻取胜的《新闻报》在商业报纸中确实也不能说它没有自己的独立性。

1923年，《新闻报》三十周年纪念时，发行量已逼近10万份。

回首往事，感慨万千，不擅文章的汪汉溪亲自写下了《新闻事业困难之原因》，历述办报的艰辛、经济独立的不易：

办报非经济自立，则言论记载难于自由；即使苟且敷衍，亦不能广其销路。

然经济独立，言之非艰，行之维艰。

中国报纸各埠姑不论，即上海一埠，自通商互市以来，旋起旋仆，不下三四百家，惟其致败之由，半由于党派关系，立言偏私，不能示人以公，半由创办之始股本不足……进退维谷之时，不得不仰给于外界，受人豢养，立言必多袒庇，甚至颠倒黑白，淆乱听闻，阅者必致相率鄙弃，销数自必日少，广告刊费，更无收入，此办报困难之一大原因也。

……各国对于报纸，多方维护。

而中国政府，邮电两项，摧残舆论，至于此极，良深浩叹，此办报困难之又一原因也。

各省军阀专权，每假戒严之名，检查邮电，对于访员，威胁利诱，甚至借案诬陷，无恶不作……转引自张之华主编：《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页178‐179。

在《新闻报三十年纪念》巨册中，蔡元培、孙中山、梁启超、于右任等或撰文，或题词。

张季鸾在《新闻报三十年纪念祝词》中慨然说：

且中国报界之沦落甚矣。

自怀党见且拥护其党者，品犹为上；其次，依资本为转移；最下者，朝秦暮楚，割售零卖，并无言论，遑言独立；并不主张，遑言是非。

一年后，汪汉溪因积劳成疾在上海病故。

父死子继，他的两个儿子汪伯奇、汪仲韦继续掌管《新闻报》，即使1929年被史量才收购以后也是如此。

［记事］

5月5日，汉口《字林西报》发表的评说《论中国各省宜广开报馆》，主张多设报馆，使普天之下都知道读报的好处。

同年，郑观应的政论文集《盛世危言》出版，他在《日报》一文中认为报纸有监督功能，&ldo;秉笔者有主持清议之权，据事直书，实事求是，而曲直自分，是非自见&rdo;。

&ldo;大小官员苟有过失，必直言无讳，不准各官与报馆为难&rdo;，极力主张多办日报。

笔底波澜

1895年：一个时代的呼声‐‐&ldo;公车上书&rdo;

甲午之战，泱泱大国败于日本小国，这一结局带来的震撼大大超过了鸦片战争，全国上下的读书人痛心疾首。

在民族危亡的背景下，变法维新的呼吁才渐成社会的主调。

4月17日，清廷派李鸿章与日本签订又是割地又是赔款的《马关条约》，消息传来，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各地举子尤其受到强烈的震撼，康有为夜不成寐，文不加点，一气呵成，起草了长达一万四千言的上皇帝书，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上清帝第二书》，提出了&ldo;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rdo;等政治主张。

5月2日，他召集十八省举人在北京松筠庵集会，有1300多人在他起草的万言书上签

康有为

字。

&ldo;公车&rdo;为入京应试的举人代称，故史称&ldo;公车上书&rdo;。

然而，正在这个节骨眼上，传来了《马关条约》已经签字的消息，结果有半数人心灰意冷，撤回了签名，最后只剩下603人，而都察院则以朝廷已在条约上签字无法挽回为由拒绝接受这一上书。

所以，康有为所发动的大规模的&ldo;公车上书&rdo;实际上未成。

不过那段时间的&ldo;公车上书&rdo;并没有断过，5月2日都察院代呈的原折中就有&ldo;公车&rdo;。

5月3日、5日、9日，&ldo;公车上书&rdo;仍然不断。

天津《直报》以&ldo;同深义愤&rdo;、&ldo;各抒义愤&rdo;等为题多次报道了这些消息。

这份报纸以发表思想家严复呼吁变法的一系列文章而引人注目，严复一针见血地指出中西的差别在于&ldo;自由不自由异耳&rdo;，并响亮地喊出了&ldo;身贵自由，国贵自主&rdo;的命题。

这些振聋发聩的观点早已载入近代思想史册。

相隔一个多世纪，史学家袁伟时还誉之为&ldo;石破天惊&rdo;的箴言。

康有为起草的&ldo;公车上书&rdo;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呼声，虽然上书不成，但上海的《申报》等报纸纷纷刊载了其中的内容，一个月后《公车上书记》专书也由上海石印书局刊行于世，未能&ldo;上达天听&rdo;的&ldo;公车上书&rdo;的影响因此而遍及全国。

梁启超

康有为等在北京创办《万国公报》，和上海的《万国公报》同名并不是一个巧合，而是有意的选择。

其时《万国公报》的影响已深入中上层阶级，康有为想借助它的光环，不少文章也是直接从后者转载的。

报纸由梁启超、麦孟华编辑，隔日一期，随《京报》、《宫门抄》之类的官报免费赠阅，还要给报贩送酬金，这是梁启超所说的&ldo;沿门丐阅时代&rdo;，读者对象都是王公大臣、达官贵人，一般发行一两千份，最多时要送出300份。

梁启超自称&ldo;日日执笔为一数百字之短文&rdo;，称为&ldo;论说&rdo;，这是他介入的第一份报纸，也是他以言论影响中国的最初尝试。

过了四个月，《万国公报》在出至45期后，经李提摩太建议，为&ldo;免两相混淆&rdo;，改名为《中外纪闻》继续出版，赠阅也改为订阅，并作为成立不久的维新团体北京强学会的机关报。

和以往的报纸不同，《万国公报》（《中外纪闻》）完全是康有为变法维新的喉舌，并不像一般报纸只有报道新闻、传播新知等功能，可以看作是近代政党报纸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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