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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章（第1页）

到崇祯十五年九月间，明官僚见外无救兵，内无粮草，开封城的陷落已经迫在眉睫。

为了逃避失城陷藩的罪责，他们竟丧心病狂地决定把黄河大堤决开，企图放水淹没开封和围城的义军，自己则事先打造好船只准备逃命。

九月十五日夜，官军决堤，大水如山崩而至。

除了一小撮反动官僚拥簇着周王朱恭枵登舟逃出以外，整个开封城和附近的居民都被淹没。

义军战士急忙移到大堤等高处避水，被洪水冲走的仍有一万多人。

时人陈之遴写了一首《汴梁行》说：&ldo;守臣登陴但垂泣，面若尘土心寒灰。

绣衣使者出奇算，中夜决堤使南灌。

须臾盈城作鱼鳖，百姓尽死贼亦散。

九重闻报空痛心，缙绅万舌缄如喑。

&rdo;（65）揭露了明官僚决河灌汴的黑幕。

明官僚的水淹开封，充分暴露了剥削阶级仇视人民的反动本性。

事后，在朝廷上虽有一些官僚上疏，要求追查开封城守官员自行决堤淹城的责任，朱由检却认为他们在起义军三次进攻开封时始终负隅顽抗，表现了效忠明王朝的反革命气节，因此不仅不予处罚，反而&ldo;念其劳苦&rdo;，奖励有加。

黄河大堤的被决开，给附近州县的百姓造成了极大的灾难，葬身鱼腹者不计其数，侥幸逃生者也因田地屋舍被水淹没而号泣呼天，颠连无告。

明朝廷对此竟熟视无睹。

到崇祯十七年正月，这个罪恶的王朝即将受到最后的清算时，兵部尚书张缙彦等人竟然异想天开，提出派人去开封扮取水中沉银。

崇祯皇帝听说有银可捞，立即食指大动，催促火速进行。

大学士蒋德璟等人会商后回奏说：&ldo;至枢臣所奏汴城捞银一事，其名不甚雅。

欲专责抚按，又恐别有漏卮。

察得工臣周堪赓见在河工，即以汴城修复之举，权令相度而去其积水，捞出余银，借修城之名而收助饷之实，似亦事理之可行者。

&rdo;（66）朱由检欣然批示：&ldo;其汴城捞费一事，宜专官密行。

&rdo;（67）明末开封一城变迁的首尾，集中地表现了朱由检之流推行的反人民政策，暴露了他们是一伙口诵&ldo;爱民如子&rdo;，实则光顾一己私利的蟊贼。

严酷的现实教育了人民，人民觉悟了，明朝的灭亡也就为期不远了。

剥削阶级总是擅长于栽赃陷害的，在决河灌汴的问题上，他们又一次施展了颠倒黑白的伎俩，按照开封城守官员编造的谎言，把罪责推到起义军的头上（68）。

某些史籍的作者则采取各打五十板的方式，说明朝官僚决朱家寨大堤，起义军则&ldo;反决马家口&rdo;（69），企图让义军为明朝官僚分担罪责。

这种诬蔑之词不仅根本违反事实，在情理上也说不过去。

经过长期围困之后，开封城已象熟透的果子一样，眼看就要落到义军手中，李自成等人怎么可能去决堤淹城，使胜利果实付之东流呢！

从崇祯十四年初到十五年九月，李自成等部义军先后三次进攻开封，特别是第三次集兵数十万围困了四个多月，期在必拔，原因究竟何在呢？封建史籍中往往夸张开封的富庶，把义军的全力攻汴说成是为了掠得子女玉帛，这种解释是荒唐的。

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开封地理位置的重要性。

当李自成第三次围攻开封时，明汜水县知县周腾蛟上言：&ldo;职之痛哭哀吁者，非为汜水也，非为汴城也，亦非为周藩天潢宜轸、百万生灵宜恤也。

独念汴城系河南枢纽腹心、南北咽喉也。

……汴城不守是无河南，河南不保是无中原，中原不保则河北之咽喉断，而天下之大势甚可忧危也。

&rdo;（70）明安庐池太巡抚郑二阳是河南鄢陵人，他也指出：&ldo;中原为天下腹心，开封又中原腹心，闯贼耽耽窥犯为谋甚狡。

虽幸固守无意，然属邑丘墟，则开封亦块然孤城。

倘一旦沦陷，天下事尚忍言哉!&rdo;（71）后来的事实证明，自从开封陷没之后，明廷在河南就再也没有一个强固的据点。

千里中州的易手，使李自成起义军获得了战略上的主动地位，而明廷则由于咽喉被扼，腹心内溃，却处于半瘫痪状态了。

第六节侯恂督师和起义军一败孙传庭

崇祯十五年夏天，李自成、罗汝才联军在河南境内所向克捷，剩下周藩所在的开封孤零零地处于义军的重围之中。

朱由检眼见农民起义在中原地区有如烈火燎原，无法收拾；返顾官军的状况，几年以来武将拥兵自重，逐渐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突出地表现为调动不灵，或者即便奉调而来，一遇劲敌就丢下督师的文臣各自逃命。

当时明政府用于镇压农民起义的官军中，实力最强的是屯驻于河南、湖北的左良玉部和所谓援剿总兵贺人龙等统率的陕西兵。

这两人都骄横跋扈，不为朝廷所用。

贺人龙于崇祯十三年曾从四川&ldo;譟归&rdo;陕西，不肯为追剿张献忠、罗汝才部起义军卖命，后来两次随陕西总督出关都不战而溃，把朝廷的方面大员傅宗龙、汪乔年先后丢给了义军。

左良玉在杨嗣昌督师时就不服调遣，丁启睿继任督师后对他更是一筹莫展，&ldo;往来依违其间，为良玉调遣文书，未始自出一令。

时人谓之&lso;左府幕客&rso;。

&rdo;（72）在这种走狗不走的局面下，朱由检知道无法把农民起义镇压下去，遂决定分别采取措施，力图改变现状。

由于贺人龙问题更严重，朱由检密令新任陕西总督孙传庭将他处斩，借以杀一警百。

这年四月间，孙传庭檄调各总兵会集于西安，在筵席上突然逮捕贺人龙，宣布罪状后立即斩首示众。

接着部署善后事宜，以贺人龙部兵丁分隶诸将，提升贺人龙手下的农民军叛徒、副总兵高杰为总兵，借以稳定军心（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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