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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第1页）

俗话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

这种说法的本源，就是古来贵族社会的血统论。

中国古来的贵族社会，从夏商周一直延续到春秋战国，到了刘邦的时代算是走到了尽头。

刘邦出生于战国时代的平民阶层，龙凤血统论的说法，怎么也和他的身世合不到一起。

前面已经说到，刘邦本名刘季，就是刘老三的意思，做了皇帝以后，名字实在不雅，经过文人学士精心推敲，改名刘邦。

邦，就是国，有经邦治国的大名，才可以不负皇帝统治天下的重任，这都是事后的追补。

刘邦在世时，从来不文饰自己的出身，言行质朴，每每提到何以成了真龙天子时，口口声声老子提三尺剑取天下，这皇帝位子，是骑在马上打下来的。

到了儿子、孙子、重孙子的时候，都是依靠血统继承的皇位，没有人再有本事骑马打仗，马上天下的本源渐渐变质神化，血统论的舆论不断创新加强。

这个时候再来回忆高祖，编撰刘邦的传记，难免要做些符合时代需要的添加，用现代的专业行话来说，历史总是不断地被重新解释和应时修正。

司马迁著《史记》的时候，已经是刘邦重孙武帝的时代，距离刘邦死去已经有一百多年了。

司马迁撰写的《高祖本纪》说，刘邦出生时有非同寻常的奇事异相。

刘邦的家乡丰邑地势低平，多湖泊沼泽，池塘水洼。

话说有一天，刘邦的母亲刘媪在水塘边休息，困顿睡着了，梦见与神不期而遇，一时天色昏暗，雷电交加。

刘太公匆匆跑去看，只见有龙在刘媪身上显现。

不久，刘媪有了身孕，生下来的男孩就是刘邦。

用我们今天眼光来看，人龙交配生子，当然是不可信的荒唐事情。

不过，有趣的是，如果我们查阅《史记》的记事，司马迁笔下开创王朝的先祖，出生多有类似的神话。

殷的先祖叫作契，商王朝的兴起，奠基于契的功业。

契的母亲叫简狄，传说她到野外林中沐浴洗澡，有玄鸟飞过掉下蛋来，简狄吞食了玄鸟蛋，受孕生下了契。

弃是周王朝的先祖，姜原是他的母亲。

传说姜原到野外去，看见巨人的足迹，她十分兴奋，踩踏了巨人的足迹，受孕生下了弃。

弃从小就继承了巨人的因子，与鸟兽友善，长于农耕，受帝舜的赏识，受封成为周王朝的先祖，也成为农耕之神。

秦的先祖叫大业，他的母亲叫女修。

大业的出生，与殷的先祖契相通，说是女修纺纱织布，有玄鸟飞过掉下蛋来，女修吞了玄鸟蛋，受孕生了大业云云。

司马迁是个重事实跑调查的历史学家，是不信怪力乱神的，他记叙殷、周、秦先祖出生的神话，根据的是殷族、周族、秦族古来的记忆传说，有文献典籍的依凭。

表面看来，这些记忆传说荒唐不经，留心推究，荒唐不经的里面却包藏着历史的真实。

科学地分析殷、周、秦先祖出生的神话，我们可以确认这样的事实：作为远古以来世代相传的氏族之殷族、周族和秦族，他们最初的男性祖先可以追溯到契、弃和大业，他们最后的女性祖先可以追溯到简狄、姜原和女修。

在这个事实后面，我们更可以窥探到远古人类社会变革的信息：女性当权的母系氏族社会，在殷族结束于简狄，在周族结束于姜原，在秦族结束于女修，与此相应，男性当权的父系社会，在殷族开始于契，在周族开始于弃，在秦族开始于大业。

在母系氏族社会的群婚制度下，人人只知其母不知其父，世系只能由母系确认。

契、弃和大业，是殷、周、秦父系氏族社会的先祖，他们以后的世系，由男系确认和排列，他们自己的出生，是只知道母亲而不知道父亲的。

刘邦的家乡沛县丰邑一带，司马迁是亲自去看去听去查过的。

司马迁在记叙沛县出生的几位西汉开国元老的生平时曾经说道：&ldo;我到丰沛一带采风，访问当地的遗老故旧，寻观萧何、曹参、樊哙、夏侯婴的故居，搜求他们当年的逸闻往事，真是闻所未闻，大长见识。

&rdo;刘邦出生的神话，应该是司马迁在当地采访时听来的民间传说。

在表面荒唐的传说后面，是否也隐含着未知的历史真实，留待后来的历史学家去解读？

访丰县龙雾桥

在远古的氏族传说中，母亲与神怪相结合诞生英雄，是父系不明的古代婚姻关系的遗留；在近古的民间传说中，母亲与神怪相结合诞生的英雄，或许就是婚外野合的结果。

未去沛县以前，我结识有几位徐州的朋友，都是好古的同行，见面不时议论起刘邦在沛县的事情。

徐州师范学院的王云度先生在徐州多年，对沛县山川人物了如指掌。

他告诉我，沛县民间，男女风气开放，野合外妇，是古往今来的常事。

刘邦的大儿子刘肥，就是外妇曹氏所生。

外妇就是婚外的情妇，刘肥是刘邦与情妇的私生子，刘邦做了皇帝以后，堂堂正正地封刘肥做了齐国的国王，当时当地，没有人忌讳这种事情，甚至流传以为美谈。

以此推想，司马迁所采录的刘邦出生的神话传说后面，可能藏有刘邦是野合私生的隐事。

有道理的见解，动了我去当地的念头。

2005年3月间，我循先人故旧的足迹，到丰沛访古问旧。

丰县县城东北两公里的古泡水上，现在的新沙河畔，有龙雾桥遗址，据说就是刘邦的母亲与龙相交合的地方。

龙雾桥早年建有庙宇，已经毁失，现建有两座碑亭，为丰县政府所指定的保护文物。

1981年，遗址近处的梁楼村出土两块石碑，一块是明代宗景泰二年（1451）所刻的《重修丰县龙雾桥庙记》，一块是清朝康熙五十九年（1720）所刻的《丰县重修龙雾桥碑记》，现都已重刻，立于龙雾桥碑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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