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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章（第1页）

一、提议把序言中的&ldo;中华人民共和国飞机于1971年9月13日2时左右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境&rdo;改为&ldo;中国民航飞机由于迷失方向误入蒙古国境&rdo;。

二、针对纪要第一条在记述飞机残骸时，只讲有中国国旗和256号机尾，而不讲标有&ldo;中国民航&rdo;字样的机翼，应标明机翼上有&ldo;民航&rdo;二字。

三、针对纪要第七条记叙死者遗物，得出&ldo;失事飞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人员使用的&rdo;和&ldo;死者都是军事人员&rdo;的结论，提议改为&ldo;这架中国民航256号飞机载有中国军事人员，也载有非军事人员&rdo;。

对于蒙方提交的《安葬纪要》提议将序言部分改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友好帮助下，中国民航256号飞机失事遇难的九名人员（八男一女）遗体按下述方式安葬，然后写明在何时何地和如何安葬。

大使发言后，蒙方建议休会10分钟。

然而以后蒙方却迟迟不来复会。

大使利用这个时间习惯地打开收音机，此时外电报道，中国关闭了所有机场，禁止所有飞机起飞。

他马上联想到这一惊人的新闻很可能与这架失事飞机有关，这更让他感到问题的严重和复杂。

这时沈庆沂发现，蒙方人员匆匆往邮电局跑，很可能是急于向上级请示。

许大使考虑形势紧迫，此地不宜久留，要尽快回使馆向国内汇报情况。

他让孙一先通告蒙方，鉴于我国国庆22周年临近，大使要在今天赶回乌兰巴托主持馆务，建议双方回乌兰巴托后继续会谈。

在蒙方要求下，上午10时15分继续复会。

桑加上校对许大使提出的修改意见逐条驳回。

他认为没有证据表明中国飞机是由于迷失方向误入蒙古国境的，&ldo;因为死者都穿军装，并带有枪支&rdo;，我方坚持飞机上那个女性是非军人，现场还有她一双白皮鞋。

而且&ldo;文革&rdo;期间，我国民航均由空军管理（蒙古民航也是由空军管理），不能以军人驾机就片面认为是军用飞机。

由于双方立场不同，唇枪舌剑非常紧张，谈判陷入僵局。

谈判在温都尔汗进行了五轮，但最终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最后蒙方不顾中方坚决反对，单方签定了《现场调查纪要》和《安葬纪要》。

一场夜以继日的紧张谈判不欢而散。

这时中国使馆打来长途，让许大使速返乌市，想必国内急于得到飞机失事的情况。

下午6时，双方悻悻登机返回乌兰巴托。

事后回想起来，蒙方强调&ldo;军用&rdo;二字不是没有道理的。

但由于当时国内没有讲明飞机性质和其他更多情况，只是告知飞机因迷失方向误入蒙古领空，驻外机构必须按上级指示和口径办事；同时蒙方一再强调飞机是&ldo;在没有外来影响下，由于自身不明原因坠毁&rdo;，似乎在有意躲闪什么。

加之不久前，苏联以间谍侦察为名，在某军事敏感区上空将一架他国民航客机击落，这就加重了我方对飞机坠毁原因的怀疑，在实地勘察中也偏重这方面调查；关于飞机上的&ldo;黑匣子&rdo;（驾驶员座舱语音记录器）我们没有提出索要，这是非常遗憾的。

我使馆人员当时没有这方面常识，国内也没有这方面的要求。

据航空专家讲，三叉戟&ldo;1e型&rdo;已装有&ldo;黑匣子&rdo;，这使对飞机失事的调查缺少了许多宝贵资料。

其实早在许大使到达失事现场之前，&ldo;黑匣子&rdo;和飞机上的一个发动机已被苏联人取走了。

就在许大使离开现场不久，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又来到坠机现场，挖开墓穴，割下林彪和叶群的头颅，架起大锅煮烫去皮后带回莫斯科（苏联保存有林彪1938‐1941年在莫斯科治病的详细病历）。

回到乌兰巴托后，许大使立即向外交部做了汇报，根据国内指示就尸体和遗物索要工作继续与蒙方交涉。

中方急切的态度引起了蒙方的疑心，蒙方要求中方提供死者的姓名和身份。

为了防止蒙方要价，许大使奉命停止了外交交涉，并派孙一先带着有关资料返回国内汇报。

我的姥爷孙继述

小时候，姥爷在我的记忆中很遥远。

我在南国广州，对远在东北沈阳的姥爷只有一个浅浅的印象。

在我儿时的记忆里，父母很少提及他，只知道沈阳的姥爷生活低调，长期赋闲在家，但有知识，手很巧。

20世纪50年代末，国家经济和科技尚不发达，姥爷给我们寄来了自己制作的矿石收音机。

那用硬纸板压出的弧形机壳，用红色电线做出的刻度盘，犹如一件工艺品，简直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着实让我们这些外孙们惊诧不已且爱不释手。

到了60年代，姥爷又给我们寄来了用塑料肥皂盒做的半导体收音机。

1968年我参军入伍，正值文化大革命，按部队规定，战士是不允许使用半导体收音机的。

可是我太喜欢了，于是，我采取瞒天过海之术瞒过连长的检查，将这个冒充&ldo;肥皂盒&rdo;的半导体收音机带到了连队。

尽管当时不便使用，但它却在我的行囊中伴随了我的军旅全程。

长大了，我逐渐对姥爷有所了解。

记得是1979年3月上旬，我恰从广州回京探亲。

父亲刚刚解除审查回家的第四天，有人来访，我去开门。

见门口站着一位身着军装、略显福态、慈眉善目的老人，旁边还有位清瘦的女同志。

他们用浓重的东北口音问到：&ldo;这是孙辛女儿家吗？你是孙辛什么人？&rdo;谁是孙辛？我一时愕然！

后来我得知来访者是军委炮兵副司令高存信伯伯和夫人白竟凡阿姨。

他们不仅是父亲在冀中军区的老上级，也是延安时期与姥爷同在&ldo;东干队&rdo;的领导。

从那时起，我知道了姥爷曾经使用过两个名字，参加革命前叫孙继述，参加革命后叫孙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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