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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5章（第1页）

但是，苏联政府对于本国的纳粹战犯，还是认真追查、从严惩处的。

自1943年至1955年，是苏联审判战犯的高潮时期。

以后，审判纳粹战犯的次数和规模明显减少，但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

第八节阿报廷等拉美国家‐‐纳粹战犯的理想避难所

在阿根廷，庇隆总统聘请到纳粹德国的一批技术专家，帮助他实施雄心勃勃的国家航空工业计划。

纳粹科学家去阿根廷主要通过两条道路：其一通过设在法兰克福的旅游服务局。

这个旅游服务机构实际上是一个秘密招募纳粹科学家的据点。

其二是通过丹麦首都哥本哈根，负责人是一个纳粹德国军队驻丹麦总司令部的前丹麦帮办。

他帮助库尔特&iddot;唐克等一百多名纳粹科学家安全地通过哥本哈根国际机场的边防检查，顺利抵达阿根廷。

不久以后，又有60名唐克在纳粹德国时期的同事，沿着他的足迹，通过丹麦这条非法的途径来到阿根廷。

这些人当中包括汉斯&iddot;伯特、威廉&iddot;班塞米尔、保罗&iddot;克拉盖斯、路德维格&iddot;米泰尔胡勃、赫伯特&iddot;沃尔夫以及奥托&iddot;帕波斯特博士。

他们所有的人都在阿根廷的航空研究所找到了专业对口。

待遇优厚的岗位。

几十名纳粹科学家和工程师，在康拉德&iddot;唐克领导下，设计出阿根廷的新式&ldo;普尔吉&rdo;战斗机。

另一名科学家战犯、国际驰名的大众汽车和虎式坦克的主要设计者之一菲迪南德&iddot;波尔什，同阿根廷政府签定了为该国大规模生产汽车的协议。

另据柏林《自由报》1951年1月4日报道，仅仅1950年10月底到11月底的一个月间，就有400多个纳粹德国时期的火箭和军事化学方面的专家和党卫军军官直接从阿根廷回国，其中有戈林在纳粹空军中的重要帮凶‐‐加兰特、卢德尔、鲍姆巴赫等，来到斯图加特76号兵营要求参军服役。

这批人当中，大部分都是够格的战犯；只不过是因为他们认为追捕纳粹战犯的&ldo;严冬&rdo;已过，于是便明目张胆地回国了。

1960年7月，阿根廷司法当局拒绝了捷克斯洛伐克提出的引渡同处死5万名捷克斯洛伐克游击队员有牵连的前党卫军扬&iddot;杜尔坎斯基的要求，因为该国法律规定，对纳粹战犯可提出诉讼的决定期限只有15年，过期自然免予起诉。

纳粹战犯在阿根廷找到收入有保障的职业后，安安稳稳地生活10年以上是不成问题的。

只消追诉期一到，尽管踏踏实实地返回德国。

阿根廷的警察当局也常常帮助纳粹战犯逃跑，使国际追捕组织的不少行动落空。

1977年，阿根廷军政府政府宣布已将&ldo;里加的屠户&rdo;罗施曼抓获，并准备引渡回国。

但是，有关国家的起诉书尚未提出，罗施曼已经越狱成功，逃到了巴拉圭；后来又以弗里德里克&iddot;维格那的假名在此生活多年，直至患重病死于巴拉圭的一家医院中。

其他的纳粹德国和奥地利科学家也最终在拉丁美洲其他国家定居下来。

弗朗茨&iddot;格拉赫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的细菌研究所内领导了一个生物武器室。

1945年战争结束后，格拉赫由于其在战争时期的纳粹历史，曾被他所在的奥地利兽医学流行病研究所开除。

他的同行弗里德里希&iddot;弗莱什哈克尔则在巴西的一家外资工厂工作。

第九节西德政府如何对待纳粹战犯

德国是绝大部分纳粹战犯的故乡。

战争结束后，战犯们不约而同地返回故乡；然后，或者从德国起程出逃，或者潜藏到某个小城市甚至小山村，埋名隐姓深藏起来。

绝大多数丙级战犯和相当多的一批乙级战犯，都没有离开德国至少是没有长期离开德国。

因此，德国政府对待纳粹战犯的态度，就成为这些战犯能否被绳之以法的关键。

前联邦德国一西德，对纳粹战犯的审判和惩处，可以分四个阶段来评价：一、50年代之前，德国各级司法机关在盟国军管当局的监督下，还是将相当多的知名度较高的纳粹战犯绳之以法，处以比较严厉的惩罚。

仅对在各个集中营犯下罪恶的纳粹战犯，就审判了1941人；其中1517人被宣判有罪，内324人判处死刑，247人判处终身监禁，946人判处有期徒刑，367人无罪释放。

二、整个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忽紧忽松，各个地方法院宽严各异，整体上失于宽纵。

直至身为社会民主党党魁的勃兰特于1969年上台，政府对纳粹战犯和极右翼势力的惩处，才趋于严厉。

1945‐1955年，西德处于被管制状态，诸事均须听命于美英法占领当局，没有独立审判和惩处纳粹战犯的资格和权力。

1949年盟国开始将审判纳粹战犯的权力移交给西德两个州的法院。

1955年起三国逐步还政于西德，1958年12月1日，西德司法机关开始独立审判纳粹战犯。

由于三国防范苏联甚于纳粹的心态和原则立场，严重地影响着西德政府和司法界对纳粹战犯的公正审判；截止1982年底，西德联邦政府司法部长宣布：在西德经过侦查或法庭审理的86463名战犯中，受到惩治的只有6432人，尚不足审理总数的8％。

而且无论罪行多么严重，只有十二人被判处死刑。

而涉案的战犯总数却高达16万人。

这种根本不成比例的状况背后，是美国占领当局的态度在起作用。

早在1949年，在驻德美军最高长官克莱将军的纵容下，受右翼势力强烈影响的西德当局作出废止死刑的决定。

在当时，其基本受益者只能是大批等待判决或负案在逃的纳粹战犯。

此外，为取悦于西德右翼势力，克莱将军悍然下令，将党卫军系统的第二号战犯卡尔&iddot;沃尔夫和血债累累的女战犯伊尔丝&iddot;科赫减刑至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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