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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一章 二次革命失败（第2页）

至于四川方面，熊克武在8月9日宣告独立，一个月后便自己宣布解职下野了。

在各地的讨袁军相继失败后，袁世凯指“黄兴、陈其美、钮永建、何海鸣、岑春煊”

五人为这次战乱的一等犯，其余如“孙医生、张继、李烈钧、柏文蔚、谭人凤、陈炯明”

等人也都在通缉之列。

在此之前或之后，孙医生、黄兴、李烈钧、柏文蔚、陈其美、居正等人也都先后亡命日本，重新开始了他们的流亡生涯。

早在7月23日，袁世凯已下令撤销孙医生筹办全国铁路的全权，并称黄兴、陈其美、柏文蔚为“叛徒”

，黄兴和陈其美还被悬赏10万和5万元加以捉拿。

在此之前，黄兴的陆军上将衔也被剥夺。

事实上，辛亥革命与其说是一场暴力革命，倒不如说是一场革命派与保守派的妥协。

革命的不彻底性所带来的种种问题，在革命之后一一暴露出来，所以二次革命的失败也就在情理当中了。

国民党内的那些激烈派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的行动竟然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有人甚至直接指斥他们是以反袁为借口，实质上是为了权力之争，有人甚至骂他们用革命的名义绑架全国人民，所谓的“二次革命”

根本不配叫革命。

即使在国民党内部，也有很多人对使用武力解决“宋案”

表示异议；在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由于一些杂牌小党的加入，声势虽大，但成分已经不纯，而且很多同盟会的老同志也认为革命大功告成，由此汲汲于仕途名禄者不在少数，譬如当选为国会议员的很多人多不支持继续革命。

一言而蔽之，当时的形势与辛亥革命时已大不相同，何况袁世凯的势力比之辛亥革命时更为的壮大，国民党内部对于革命结果大多不报希望，党内的军事领袖黄兴后来在南京的不辞而别，何尝不是这种态度的体现。

“二次革命”

爆发之初，很多地方的官员、商会及其团体都发出了反对动武的电文，这场革命因为没有得到国内众多实权派的拥护，所以失败的很快。

反过来说，国民党所发起的这场战争非但没有达到倒袁的目的，反而给了袁世凯一个树立权威的好机会。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虽然身为大总统，但他对地方上实际上是无法加以控制。

当时的全国各省基本都被当地的土军头所盘据，应缴中央的各种地方税收，统统都被借口扣留了，袁氏的中央政府对他们，可说是毫无办法，既不能行文，更不能动武，结果弄得中央政府一分都收不上来，只有靠举债度日。

更要命的是，地方上的那些政客、**、军阀彼此间也是争斗不休，闹得厉害了，自然不乏刀枪齐动、血流不止，甚至于你死我活、民无噍类。

譬如副总统黎元洪在湖北，死在他手里的革命党、造反派几乎是数以百计，这些人何尝不存争权之私心。

民国二年七月十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正式发布总统令，任命四省巡阅使文昊为蒙古督军，以光复军为基础组建安蒙军，中央调派冯国璋，段祺瑞，王士珍，率领数十位北洋高级将领，组成战地指导团，全程参与此次对蒙古作战。

“大总统，现在全国民众，都被北方那个年轻人调动起来了，就连咱们的部队也纷纷出现逃兵，人人厌弃内战，踊跃去北方参军，没有办法，只好停止对南方派的战争，给他们喘息的机会。”

段祺瑞颇感无奈的道。

“停就停吧，基本上也完成既定目标了，地方全部给我们拿下来了，革命党人那些头头脑脑，不是都逃到国外去了吗？只要北方不和南方河流，靠南方那群人成不了事。”

袁世凯的心情特别好。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成为临时大总统后，排挤南方革命党人，使孙，黄为首的南方派，用国会制约袁世凯的企图破产后，不得不发起了“二次革命”

，以武力讨伐袁世凯。

于是南北双方再无调和的余地。

从七月份战争开始打响，到九月初，革命党人纷纷出逃，用时不到两月。

以北洋政府袁世凯胜利而结束。

随着蒙古“9.1事件”

爆发，民众纷纷要求政府出兵蒙古。

袁世凯政府，不得不把目光转向了北方……。

大总统，现在全国民众，都被北方那个年轻人调动起来了，就连咱们的部队也纷纷出现逃兵，人人厌弃内战，踊跃去北方参军，没有办法，只好停止，对南方革命党残余势力的清剿。”

段祺瑞颇感无奈的道。

“哎，缓一缓吧，现在全国局势都是支持出兵外蒙，舆情汹涌之下，谁敢说个不字，马上就成为了民众讨伐之对象，被民众的口水给淹死。”

袁世凯也叹了口气。

“那么，北方已经连续三天，三封电报，催促大总统早日下达进军蒙古的命令，大总统准备什么时候下达命令。”

杨士琦发问道。

“杏城，散会以后，就发吧，以大总统府的名义发吧，并通电全国各地。

至于愿意支援安蒙军北上的，下令全国各地不得阻拦……”

【作者题外话】：下一章，收复外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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