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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第1页）

物理学家海森堡给上帝带去的那两道难题是相对论和湍流。

他还以为后一道题太难，连上帝都不会。

我也有一个问题，但我不想向上帝提出，那就是什么是智慧。

假如这个问题有答案，也必定在我的理解范围之外。

当然，不是上帝的人对此倒有些答案，但我总是不信。

相比之下我倒更相信苏格拉底的话：我只知道自己一无所知。

罗素先生说，虽然有科学上的种种成就，但我们所知甚少，尤其是面对无限广阔的未知，简直可以说是无知的。

与罗素的注释相比，我更喜欢苏格拉底的那句原话：这句话说得更加彻底。

他还有些妙论我更加喜欢：只有那些知道自己智慧一文不值的人，才是最有智慧的人。

这对某种倾向是一种解毒剂。

如果说我们都一无所知，中国的读书人对此肯定持激烈的反对态度：孔夫子说自己知天命而且不逾矩，很显然，他不再需要知道什么了。

后世的人则以为，天已经生了仲尼，万古不常如夜了。

再后来的人则以为，精神原子弹已经炸过，世界上早没有了未解决的问题。

总的来说，中国人总要以为自己有了一种超级的知识，博学得够够的、聪明得够够的；甚至巴不得要傻一些。

直到现在，还有一些人以为，因为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博大精深的文化遗产，可以坐待世界上一切追求智慧者的畈依——换言之，我们不仅足够聪明，还可以担任联合国救济署的角色，把聪明分给别人一些。

我当然不会反对说：我们中国人是全世界、也是全宇宙最聪明的人。

一种如此聪明的人，除了教育别人，简直就无事可干。

马克·吐温在世时有一次遇到了一个人，自称能让每个死人的灵魂附上自己的身体。

他决定通过这个人来问候一下死了的表兄，就问道：你在那里？死表哥通过活着的人答道：我在天堂里。

当然，马克·吐温很为表哥高兴。

但问下去就不高兴了——你现在喝什么酒？灵魂答道：在天堂里不喝酒。

又问抽什么烟？回答是不抽烟。

再问干什么？答案是什么都不干，只是谈论我们在人间的朋友，希望他们到这里来和我们相会。

这个处境和我们有点相像，我们这些人现在就无事可干，只能静待外国物质文明破产，来投靠我们的东方智慧。

这话梁任公一九二零年就说过，现在还有人说。

洋鬼子在物质堆里受苦，我们享受天人合一的大快乐，正在天堂里的人闲着没事拿人间的朋友磕磕牙，我们也有了机会表示自己的善良了。

说实在的，等人来这点事还是洋鬼子给我们找的。

要不是达·加马找到好望角绕了过来，我们还真闲着没事干。

从汉代到近代，全中国那么多聪明人，可不都在闲着：人文学科弄完了，自然科学没得弄。

马克·吐温的下一个问题，我国的一些人文学者就不一定爱听了：等你在人间的朋友们都死掉，来到了你那里，再谈点什么？是啊是啊，全世界的人都背弃了物质文明，投奔了我们，此后再干点什么？难道重操旧业，去弄八股文？除此之外，再搞点考据、训诂什么的。

过去的读书人有这些就够了，而现在的年轻人未必受得了。

把拥有这种超级智慧比作上天堂，马克·吐温的最后一个问题深得我心：你是知道我的生活方式的。

有什么方法能使我不上天堂而下地狱，我倒很想知道！

言下之意是：忍受地狱毒火的煎熬，也比闲了没事要好。

是啊是啊！

我宁可作个苏格拉底那样的人，自以为一无所知，体会寻求知识的快乐，也不肯作个“智慧满盈”

的儒士，忍受这种无所事事的煎熬！

我有位阿姨，生了个傻女儿，比我大几岁，不知从几岁开始学会了fèng扣子。

她大概还学过些别的，但没有学会。

总而言之，这是她唯一的技能。

我到她家去坐时，每隔三到五分钟，这傻丫头都要对我狂嚎一声：“我会fèng扣子！”

我知道她的意思：她想让我向她学fèng扣子。

但我就是不肯，理由有二：其一，我自己会fèng扣子；其二，我怕她扎着我。

她这样爱我，让人感动。

但她身上的味也很难闻。

我在美国留学时，认得一位青年，叫作戴维。

我看他人还不错，就给他讲解中华文化的真谛，什么忠孝、仁义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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