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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第1页）

罗马人对于语言和民族形象的关系问题十分敏感；因而用武力来推广对拉丁语的使用成了他们最为关心的一件事。

古代的意大利、萨宾、埃特鲁里亚和威尼斯的方言早已被人遗忘；但在各省区，东部人不像西部人那么容易接受胜利者教给他们的语言。

这种明显的差异使得帝国的两半染上了迥然不同的色彩，这色彩虽在罗马的繁荣如日中天的鼎盛时期在某种程度上显得有些模糊不清，但在夜幕降临到罗马世界的时候，却慢慢显得十分耀眼了。

西部国家的征服者同时给他们带来了文明。

那些野蛮人一旦被驯服，他们的头脑便马上很容易会接受有关知识和礼貌的任何新印象。

维吉尔和西塞罗的语言，尽管不可避免地会变得有些杂乱，却在非洲、西班牙、高卢、不列颠和潘诺尼亚等地被普遍采用，而且仅只是在山区，或在农民中还保留着不多的普尼亚和克尔特的特殊用语。

教育和学习在不知不觉中使得那些国家的土著居民具有了罗马人的情绪；而意大利又在时尚和法律方面，对它的拉丁省份起着带头作用。

他们越来越热情地追求，同时也越容易得到了，在该国所能享有的自由和荣誉；在文学和武力方面提高了国家的声望，最后还更为它产1生了一个连那些西庇阿们也不会反对他们的国人拥戴的皇帝图拉真。

希腊的情况和那些野蛮人是大不相同的。

他们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完全开化，并已腐化堕落。

他们的较高的识见不会容许他们放弃自己的语言，他们过份的虚荣又不会让他们接受外来的制度。

他们却在他们已失去祖辈们的美德之后，仍然还保留着祖辈的偏见。

在他们被迫不得不尊重罗马征服者高超的智慧和力2量的时候，他们却表示对他们的粗俗的举止十分厌恶。

希腊人的语言和情绪的影响也并不完全限制在那一度闻名于世的国家的狭窄范围之内。

他们的帝国，通过逐步向外殖民和侵占曾经覆盖了亚德里亚海直到幼发拉底的广阔地1公元前3世纪初及前2世纪期间，罗马曾有多个西庇阿接连担任执政官等要职。

‐‐译者2从狄奥尼修斯到利本纽斯，我相信，从没有一个希腊批评家提到过维吉尔和贺拉斯的名字。

他们似乎压根儿不知道罗马有什么大作家。

页面区。

亚洲也布满了希腊城市，马其顿君王们的长期统治向叙利亚和埃及输入了一次无声的革命。

在他们的豪华的宫廷里，这些帝王们把雅典人的高雅和东方人的奢侈结合起来，宫廷做出了榜样，他们治下的高级官员们自然都起而效尤，只不过规模要小得多罢了。

这便是罗马帝国被分划成拉丁语区和希腊语区的大致情况。

在它们之外，我们还可以加上由原来在叙利亚和特别是在埃及的人组成的第三个特殊区域。

那些野蛮人始终使用着自己祖先的古老的语言，使自己孤立于一般人类交往之外，这便阻挠了他们自身的进步。

前者的懒散和怯懦性颇使他们遭到征服者的鄙视，后者的乖戾和残暴更引起了征服者的仇恨。

这些民族都屈服于罗马的权势之下，但他们从来不希望，同时也不配享有罗马城的自由；我们看到，在托勒密王朝被毁后230多年的时间内就从不曾有一个埃及人进入过罗马元老院。

胜利的罗马本身已受到了希腊艺术的诱惑，这话虽几乎已是老生常谈，却仍值得一提。

那些在现代欧洲仍然倍受推崇的不朽的作家们，很快就变成了意大利和西部诸省研究和模仿的对象。

但是，罗马人的高雅的娱乐却并不曾干预他们公正的政策原则。

一方面他们承认希腊文的优美，另一方面却又不忘拉丁语的端庄，在有关民政和军事管理的文件中永远只能使用后者，这是绝对不可通融的。

这两种语言在整个帝国同时在两个不同的领域中发挥作用：前者是科学的自然用语；后者是一切公共事务的合法的专用语言。

那些同时从事文学活动和其它活动的人一般对两种语言都很精通；而且，在任何省份也几乎不可能找到一个受到广泛教育的罗马公民会既不懂希腊文，又不懂拉丁文。

正是依靠这样一些制度，帝国的各个民族才在不自觉中融入了罗马这一称号和罗马人民之中。

不过，在每一个省份和每一个家庭的中心却仍然存在着一种不愉快的情况，也就是说，有些人仅是承担着社会的重担，却并未享受到社会的福利。

在古代的自由城邦中，家庭奴隶经常受到残酷的虐待。

在罗马帝国完全建立起来以前，完全是一个暴力和掠夺的时代。

奴隶绝大部分是在战争中被俘虏的数以千计的野蛮人，或者是以非常便宜的价格买来的，他们原都过惯了自由的生活，因而全迫不及待地想打碎身上的枷锁，进行报复。

面对着这样一股内部敌人，他们不顾一切的暴乱已曾不止一次使共和国濒临毁灭的边缘，如以为了自我保存的伟大法则来衡量，订下最严厉的规章制度，行施最残酷的制裁，似乎都是无可非议的。

但是，欧洲、亚洲和非洲的主要民族在一个君王的法则之下联合起来之后，外来的物资供应已不再像过去那么丰盛，罗马人不得不采取了更温和但也更乏味的繁殖方式。

在他们的众多家庭中，特别在他们的田庄上，他们鼓励奴隶结婚。

天生的情感、受教育的习惯以及一份带有附加条件的财产的占有，都能有助于减少被奴役者的痛苦。

奴隶的存在已变得更有价值；虽然奴隶的幸福仍以主人的心情和处境为转移，主人的仁慈，已不像过去常受到恐惧的限制，却受到了从自身利益考虑的鼓励。

道德方面的进步，由于皇帝的品德或政策的改善而得以加快了；根据哈德良和两安东尼的法令，人类中最卑贱的阶层也应受到法律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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