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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7章（第1页）

但是，在我弄清楚我对这些记述应当相信到何种程度以前，我却无法决定该抄录哪些内容。

最严肃的教会史学家优西比乌斯本人就曾间接承认，他重述了一切能为基督教增光的记载，却略去了所有可能使基督教丢脸的东西。

这样一种承认不免会使人怀疑，一个如此公开违反历史学基本法则的作者，恐怕对它的另一条法则也未必会严格遵守。

而优西比乌斯本人，几乎和任何一个同时代的人相比，都更少轻信的色彩，并更为熟悉宫廷里的各种手腕，也使这种怀疑更为可信了。

在某些特定场合，当政府官员为某些个人的利害或冤仇所激怒、当殉教者的狂热情绪促使他们忘记了小心从事的准则，甚至忘记了起码的体面，竟然动手推倒祭坛、对皇帝肆意漫骂、殴打开庭审案的法官的时候，那恐怕不论什么样人类所能想象、最坚强的信念所能受忍的种种酷刑都会用来加在那些虔诚的牺牲者的身上。

然而，有两个无意中提到的情况却让人体会到，一般对那些被司法官员逮捕的基督教徒的处置实际并不像通常所设想的那么不堪。

1被判在矿坑中劳动的信徒，由于看守的仁慈或疏忽，完全可以在那些阴郁凄凉的住处修建小教堂，自由地表达自己的宗教信仰。

2主教们不得不去阻止和谴责一些自动向行政官员投案的头脑过于发热的基督教徒。

他们中有些被贫困和债务所迫，盲目地希望借机光荣的死去以了结自己悲惨的一生；另一些则天真地希望经过一段短时间的监禁便会洗去自己一生的罪孽；还有一些人则出于一种不光彩的动机，盼着得到一大笔教会给予坐监者的补贴，使他们从此可以过较富足的生活。

在教会战胜它的一切敌人之后，被囚的人出于私利和虚荣心的考虑，都极力夸大各自所受苦难的程度。

时间或地点的距离使他们完全有充裕的余地可以信口开河地编造：

谁谁的伤口如何顿时自愈，谁谁转眼恢复了健康，谁谁断掉的肢体立即神奇地又重新接上等等，关于神圣的殉教者的各种例证，他们全可以十分方便地页面用来解决编造的困难和压下别人的改正意见。

最夸张的传说，只要有助于为教会增添光彩，便会受到轻信的会众的喝采，得到有权力的教士团的容忍，并为教会历史采用一些可疑的证据所证明。

关于流放和监禁、苦难和折磨的含含糊糊描述，在一个伶巧的演说家的笔下，十分容易被任意加以夸大或冲淡，使得我们不得不决定对一个更为清楚、不易篡改的事实进行一番探索；那就是由于戴克里先、他的共治者以及他的继位者颁布的敕令而丧命的人究竟有多少？近代的传说记载了整支军队和整个城市的市民如何在一次不分青红皂白的迫害怒潮中被一扫而光的例子。

更早一些的作家则仅仅满足于不着边际地悲愤地大发一通牢骚，却都不屑于弄清楚究竟有多少人被容许用鲜血证实了自己对福音的信仰。

不过，从优西比乌斯的史书中我们可以看出，仅只有9位主教被处死；而根据他具体列举的巴勒斯坦的殉教者名单，我们可以断定，真正被加上那个称号的基督1教徒也不会超过92人。

由于我们不了解那一时期一般主教们的热诚和勇气究竟如何，我们也便不可能从这些事实的前者作出任何有用的推断；但其后者却可以帮着确证一个十分重要和极为可能的结论。

根据罗马帝国行省划分的情况看，巴勒斯坦的面积可以看作是东帝国的116：而既然有些总督不论是出于真诚的还是假装的仁慈，始终不曾使自己的手上沾染基督教徒的鲜血，我们也便有理由相信，那个过去的基督教的诞生地，在伽勒里乌斯和马克西明治下被处死的殉教者至少应占全国殉教者的116；那么其全数便可能达到1500人，这个数字如果按这场迫害延续的10个年头平均分配，每年实际牺牲的殉教者则为150人。

在意大利、阿非利加，也许还有西班牙等省，经过两三年之后，严峻的刑法或者被暂时搁置，或者被废止了，这几省如果也按同样的比例计算，那么，在罗马帝国境内经法院判决处以极刑的基督教徒群众将减至不足2000人。

即然无可怀疑，同以往任何一次迫害相比，在戴克里先时代，基督教徒的人数更多，他们的敌人也更加疯狂，这个或许可信的温和的估计数也许可以帮助我们推算出到底有多少原始的圣徒和殉教者为了在世界范围内引进基督教这一重大目标而牺牲了性命。

我们将以一个自动勉强闯入我们的思想的、深可悲叹的事实来结束这一章；那就是：在殉教的问题上，即使我们毫不犹疑，也不去深究，完全承认一切史书上的记载或者虔诚的教徒所杜撰的一切，我们仍然必须看到，基督教徒在他们长时期的内部斗争中彼此之间造成的伤害远远超过异教徒的狂热使他们遭到的迫害。

在西罗马帝国被推翻后的那段愚昧时代，帝国都城的主教们把他们的统辖权既扩大到俗人头上，也扩大到拉丁教会的神职人员头1他在结束这段叙述时明确告诉我们，这便是在整个迫害时间在巴勒斯坦出现的殉教事件。

他的书中讲述埃及的蒂巴伊斯的第8卷第9章可能显得有些和我们的保守的估计不甚协调，但那也只会使我们不免对这位史学家的巧妙安排深感钦佩。

为那最精巧的残暴行径选定了罗马帝国最遥远、最偏僻的场地，他却说在蒂巴伊斯常常在同一天里就有10～100人殉教。

但当他接下去讲他自己前往埃及旅游的时候，他的话却在不自觉中变得更加小心和更为温和了。

他不再使用巨大而确定的数字，而只说许多基督教徒，而且还特意巧妙地挑选了两个含糊的字眼，让人既可以理解为他亲眼所见，又可理解为他听人说过；既可以理解为打算执行，也可以理解为已经执行了某种惩罚命令。

在这样给自己留下一条安全的退路之后，他就这么把一些摸棱两可的段落交到了他的读者和译者手中；他完全有道理想到，反正他们的虔诚必会使他们选择最有利的含义。

提奥多鲁斯&iddot;墨托奇塔的话也许是带着恶意的，他说，所有像优西比乌斯一样对埃及人深刻了解的人，都喜欢使用一种晦涩的、复杂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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