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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第1页）

周人则反其道而行之。

《礼记。

表记》说，夏道尊命，殷人尊神，周人尊礼，三个民族三种文化，一个比一个先进。

所谓&ot;尊礼&ot;，其实就是重人事，重伦理，重情感，以礼仪代刑律，以人情代恐吓，以血缘为纽带，以爵列为赏罚。

这无疑是比装神弄鬼、杀人如麻更得人心的做法，因此大受欢迎。

于是，靠着对内实行开明专制，对外实行怀柔政策，周终于取殷商而代之，并由此产生出一种理论---得人心者得天下。

尽管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并不是规律，甚至不过是弥天大谎---得人心者未必得天下，得天下者也未必得人心（请参看本书第六章），但对周人而言，却是所言不诬。

武王伐纣，并没有用多少时间，便是证明。

然而难题也就接踵而来。

根据&ot;夏商周断代工程&ot;的结论，武王克商，事在公元前1046年。

但中华大地上的战争，却既不始于斯，也不终于斯。

早在传说中的&ot;三皇五帝&ot;时代，战争就开始了。

九黎战涿鹿，炎黄战阪泉，虞舜伐三苗，夏禹伐共工，何曾一日安宁？事实上，在邦国制度诞生之前，部落与部落之间的战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周人最后能够&ot;得天下&ot;，也仰仗了那些特别能战斗的部落和部落国家。

我们知道，正如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所说，部落之间的战争&ot;进行得很残酷，使别的动物无法和人类相比&ot;。

原因也很简单，就因为在他们看来，进行掠夺&ot;是比进行创造的劳动更容易甚至更荣誉的事情&ot;。

战争使得手了的部落受益匪浅。

靠着这种不劳而获又立竿见影的办法，得手了的部落迅速膨胀起来。

与此相对应，部落的总数却在减少：夏禹时上万，商汤时三千，到了周武王的时候，只剩下八百，而且这八百个部落也多半不再是部落，而是初具规模的&ot;部落国家&ot;了。

如何摆平这些形成不久，还带着野蛮社会习气和遗风，动不动就会动粗动武的&ot;国家&ot;，对于刚刚成为联盟或联邦领袖的周人，是一个考验。

这时，武王和他的得力助手周公，便表现出惊人的政治智慧。

他们的办法是赎买，即用封土赐爵的形式来赎买这些部落国家，以及他们的武装力量。

这也是老办法。

比如周人的领袖季历，就曾被商王封为&ot;西伯&ot;。

周谷城先生的《中国通史》说，所谓封建，自有部族战争以来，便已有了雏形，但亦只有雏形而已。

这个说法，我认为是有道理的。

实际上所谓&ot;封建&ot;，原本是野蛮社会武力集团政治妥协的产物，是用分封的形式对部落武力的赎买和对部落联盟的确立。

武力虽然是野蛮时代占有资源和分配财富的重要手段，却不是唯一手段。

打，有打不赢的时候；吃，有吃不掉的部落。

起先，部落之间战争规模尚小，自然不妨把战败者赶尽杀绝。

但当战争变成&ot;世界大战&ot;时，就不能再搞&ot;三光政策&ot;了。

于是封建制兴焉。

所谓&ot;封建&ot;，其实就是处置战败者的土地和人民。

土地，原本是搬不走的；人民，也原本是杀不绝的。

那就各安其位，原封不动。

要动的是这些土地的疆域和这些土地上的首长。

重新划分疆域，这就是封；重新指派首长，这就是建。

周人指派的首长，或是先代的后裔（如陈），或是自己的族人（如蔡），或是参战的盟军（如楚），或是异姓的功臣（如齐）。

先代的后裔得到了封赏，自然感恩戴德；参战的盟军得到了封赏，自然心满意足；异姓的功臣得到了封赏，更加效忠王室；自己的族人得到了封赏，愈发同心同德。

当然，周王也不会忘记给自己留一块地盘。

这块地盘，就成了他们最后的据点。

这当然是一种策略，却是一个高明的策略。

它甚至是一个阴谋，却是一个对社会对民族有利的阴谋。

于是，为了保证胜利的局面能够维持，为了保证邦国制度长治久安，武王和周公便编造了&ot;天命&ot;的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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