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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第2页）

权力是一种&ot;非典型暴力&ot;，然而始皇和二世却把它当作典型暴力（武力）来使用，岂有不亡之理？

秦虽二世而亡，汉却继承了秦的事业并获得成功。

这说明集权和统一是当时历史的要求，秦与汉则不过充当了历史要求的执行者。

事实上，仅是水灾和饥馑，就要逼出一个中央集权来。

那时割据的诸侯，除秦国以外，几乎无不以邻为壑，比如修筑不利于他国的堤坝，在灾年禁止谷米的流通。

公元前332年，赵国与齐魏作战时，竟然将黄河决堤以浸淹对方，受苦受难的只能是贫苦无告的民众。

天灾加上人祸，如再不出现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来集天下之权，那可真是民不聊生！

事实上，秦始皇就宣称自己的功劳是&ot;隳坏城郭&ot;和&ot;夷去险阻&ot;，即国内不再设防，粮食全部流通。

可见集权一事，在当时还真是一个福音。

更何况，那时也没有别的路好走。

封建制度（邦国制度）已弊端尽显，民主制度（城邦制度）又闻所未闻，除了走向集权，又能如何呢？

现在需要的，只是为它找到一种形式，并使之制度化。

于是，帝国被发明了出来。

第一章天下一统六帝国的前夜

帝国来自邦国。

邦国制度是帝国的前史，春秋战国是帝国的前夜。

邦国是从部落国家向统一国家过渡的特殊形式。

它对内使用权力，对外使用武力，名义上服从一个&ot;天下共主&ot;，相互之间却征战不断，是一种半野蛮的社会和不成熟的国家。

但正因为不成熟，正因为有竞争，正因为半野蛮，邦国时代反倒充满了勃勃生机，创造出我们民族最为璀璨的文化。

这是一个民族从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的高歌猛进，是一个社会从幼稚阶段向成熟阶段的步步高升，其间的悲壮惨烈和睿智聪明难以尽书。

秦，就是这时在西方崛起的。

秦国的崛起开始于秦孝公。

贾谊《过秦论》说：&ot;秦孝公据淆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

当是时，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衡而斗诸侯。

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ot;从这段描述不难看出，秦的成功，除秦国国君雄心勃勃，秦国上下同心同德外，还有两个直接原因，一是孝公的图治，一是商鞅的变法。

商鞅本姓公孙，因为是卫国人，又叫卫鞅；又因为被秦王封于商，而被称作商鞅。

商鞅入秦后，先是向秦孝公说帝道，孝公无动于衷；再说王道，孝公昏然欲睡；最后说霸道，孝公听得忘乎所以。

所谓&ot;帝道&ot;，即尧舜之道，其实就是部落时代的制度和理想。

所谓&ot;王道&ot;，即汤武之道，其实就是邦国时代的制度和理想。

这两种东西早已过时，孝公怎么会有兴趣？&ot;霸道&ot;虽然表面上是春秋五霸之道，却蕴含着未来帝国的政治理想。

秦孝公要与时俱进，当然一拍即合。

于是重用商鞅，行霸道，变法度。

所谓&ot;变法&ot;，其实就是&ot;改制&ot;，即彻底改变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

但其近期目标，却首先是励精图治，奋发图强，尽快成为&ot;霸主&ot;。

只有先完成&ot;霸业&ot;，才有可能完成&ot;帝业&ot;。

我们知道，邦国作为半武力半权力社会，最重要的东西只有两个，即权力和武力。

最重要的事情也只有两个，即祭祀与战争。

所谓&ot;国之大事，唯祀与戎&ot;，乃是邦国时代的共识。

祭祀重要，是因为它意味着权力。

战争重要，则因为它意味着武力。

因此，一个邦国能不能成就霸业获取霸权，最终成为帝国的缔造者，就看他能不能很好地使用权力和武力。

当然，要实现这一理想，财力也是不可少的。

商鞅和商鞅前后的变法，便都围绕这三个主题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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