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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章（第1页）

由此可见，集权与否，任命与否，还得看资源归谁所有，即产权决定治权，甚至决定治法（统治方法）。

邦国时代，天下为家（资源家有），公权力也就世袭（家天下）。

相反，如果&ot;天下归公&ot;（公天下），就不能再靠&ot;家臣&ot;来管理，而必须代之以由国家任命、直接听命于最高当局、不隶属于任何私人的&ot;公务员&ot;，即&ot;朝廷命官&ot;。

朝廷命官不是&ot;私家子&ot;，而是&ot;公家人&ot;。

他们的工作叫公务，文书叫公文，官服叫公服，厅署叫公堂，向上级或中央反映问题的正常渠道则叫&ot;公路&ot;（与之相对应，行私请托的门路就叫&ot;私门&ot;，即区别干&ot;前门&ot;的&ot;后门&ot;）。

总之，官员必须维护国家利益，否则就叫以权谋私；必须服从国家意志，否则就叫结党营私。

帝国的官员，理论上就是这样的人。

既然如此，则帝国的性质，岂非多少有点&ot;公天下&ot;的意味？或者说，名义上或观念上是&ot;天下为公&ot;?

事实上，官员们之所以成为帝国的中坚和支柱，甚至在王朝濒临灭亡之时仍能守土安民，坚持办公，就因为他们是&ot;公家人&ot;，而且有&ot;天下为公&ot;的观念。

他们甚至不属于自己（官身不由己），而属于国家。

因此，一旦国家有难，忠孝不能两全，他们往往都会选择为国尽忠。

这是&ot;义之大者&ot;，是官员的&ot;大节&ot;，也可以说是官员的&ot;职业道德&ot;。

一个官员，可能昏庸无知，可能不拘小节，可能聚敛贪墨，可能糙营人命，但在&ot;忠君爱国&ot;这个&ot;大是大非&ot;面前，多半都不会含糊，也不敢含糊。

因为一旦大节有亏，即便不会受到处罚，也将无法自立于官场，甚至留下千古骂名，让子孙后代都抬不起头来。

同样，在不涉及自身利益的前提下，大多数官员基本上也都能秉公办事。

这也正是其&ot;公家人&ot;身份所使然。

过去我们一说到官场，总认为那里面是一片黑暗。

这其实既不公平，也不客观。

实际情况是，帝国历史上的官员，大多数还是好的和比较好的。

尤其在王朝的前期和中期，就更是如此。

并不是所有的官员都以权谋私，更不是所有的官员一上任就以权谋私。

克己奉公的人是有的，秉公执法的人也是有的，既秉公也谋私的就更多。

不难想象，如果所有的官员在所有的时候都是贪赃枉法，徇私舞弊，为非作歹，杀人不眨眼睛，吃人不吐骨头，一个王朝岂能延续数百年之久？

这同样是&ot;天下为公&ot;的观念所使然。

国家财产既然是公有，国家事务既然是公务，那么，代表公家来处理公务的官员（公务员），就不能不&ot;出以公心&ot;，否则便违背了国家设官的初衷。

所谓&ot;官身不由己&ot;，即是此意。

也就是说，一个人，一旦为官，他就不再是&ot;私人&ot;（个人），而是&ot;公人&ot;（官方），是&ot;公家&ot;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必须以&ot;公家&ot;（国家）的利益为利益，以&ot;公家&ot;（国家）的意志为意志，不能任由一己之私。

这一点，为官场之通则。

即便是皇帝，也不例外。

相反，由于皇帝是最大的官（他有时就叫&ot;官家&ot;），也就更加身不由己。

隋文帝曾说&ot;联贵为天子，而不得自由&ot;，就因为&ot;天家无私事&ot;，皇帝的家务即国务。

他的一举一动，都必须以帝国的最高利益为转移。

当然，并非所有的皇帝和官员都能做到这一点，公与私的矛盾也贯穿了帝国历史的始终。

比如在建储的问题上，是立长、立嫡，还是立爱，就是公（嫡长）与私（爱）的矛盾。

清廉与贪墨，也是公与私的斗争。

但无论是任性的皇帝，还是贪婪的官员，都不敢公然反对&ot;天下为公&ot;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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