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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章（第1页）

的确，要想有思想的独立，必先有人格的独立；而要想有人格的独立，又必先有经济的独立。

大家都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但鲁迅先生能够&ldo;吃了人家的也不嘴软&rdo;，原因之一恐怕就在于他不必餐餐都吃人家的。

这才能坚持思想言论的独立自由。

问题是，鲁迅先生可以靠稿费版税养活自己，又有多少学人能靠学术研究获得经济上的独立。

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真是谈何容易。

还是陈寅恪自己说得好：&ldo;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

&rdo;

七最是文人不自由

文人不自由，学人更不自由。

学人为什么就更不自由呢！

因为文人可以只发牢骚而学人总要做事做学问。

要做事做学问，就要有条件；而如果你非要坚持什么&ldo;自由思想，独立精神&rdo;，这些条件便很可能与你无缘。

正如夏中义所说：&ldo;事情很明白，当你不思依傍权力，则权力所支配的种种恩惠也就不再赐你，而其制控的诸多不便或不幸倒可能如鬼魂缠你。

&rdo;（《九谒先哲书》）比如同是研究《再生缘》，郭沫若可以尽阅当时所能看到的珍贵资料，包括北京图书馆馆藏、郑振铎捐赠的&ldo;海内孤本&rdo;，陈寅恪就看不到。

他只能凭记忆搜索，请助手查找，最兴师动众的也不过是靠&ldo;私谊&rdo;

请外地的学生帮忙，条件差到哪里去了？郭沫若可以在全国学术界众所瞩目的《光明日报》上以&ldo;排炮&rdo;的方式发表一连串文章，陈寅恪却只能以&ldo;偷渡&rdo;的方式，由章上钊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带出境外刊行，事后还要被追查，境遇之悬殊又何以道里计？结果，尽管郭沫若是在

1960年经人介绍读了陈寅恪的著作后，

才心血来cháo要研究这个课题的，却能迅速地使之成为国内学术研究的热点，而陈寅恪的《论再生缘》虽然早在

1954年便已完稿，却只能如陆游所咏之梅花，&ldo;释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rdo;，根本无人问津。

这可真是天壤之别。

有权，就是比没权好哇！

所谓&ldo;权&rdo;，并不等于或只是政治权力，也包括学术权力。

它可能是一种行政权力，也可能只是一种话语权力。

比如能批给你一大笔科研经费，为你调查研究、收集资料大开方便之门，让你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等等，运用的是行政权力；说一不二，一言九鼎，&ldo;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rdo;，则是在运用话语权力了。

话语权力也很厉害呢！

它能决定一个人在学术界混得怎么样，能不能混出个名堂来，甚至混不混得下去，同样堪称&ldo;生杀予夺&rdo;。

君不见，多少有着真才实学的人默默无闻，多少有着真知灼见的著作埋没不彰，而某些平庸之辈的平庸之作甚至狗屁不通的东西却被捧上了天，就因为后者掌握了话语权力而前者没有么！

行政权力与职位有关，话语权力与地位有关，但在中国现行体制下，两者之间往往有一种说不清楚的瓜葛和猫匿。

长期以来，中国的学术活动尤其是学术评价（评奖、评职称、批课题等等），一直在行政化的体制下运作。

而且，随着所谓&ldo;量化管理&rdo;的推行，学术的体制化还有愈演愈烈之势。

体制是不由分说的。

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体制也是一视同仁的。

无论谁和体制作对，哪怕脱离休制，都将一事无成，甚至连饭都没得吃。

这里面也没有什么世道公不公的问题。

世道从来就不是为少数坚持&ldo;自由思想，独立精神&rdo;的人设立的。

它只为那些愿意&ldo;入时合流&rdo;的人设立，也只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好处。

你既然不愿意，那就别到我这里讨什么&ldo;公道&rdo;。

在这一点上，它只问&ldo;是否&rdo;（纳入体制），不问&ldo;亲疏&rdo;（血缘交情），因此不是&ldo;不公&rdo;，而是很&ldo;公&rdo;。

所以，你不能和体制对着干。

你得自觉地纳人体制，在体制规定的轨道上运行。

比方说，你得先去读个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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