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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8章（第1页）

但是，甚至激进的民主制度也未曾取得重大进展。

经过50年的犹豫和敌视之后，西部拓荒者和农民的压力终于在杰克逊总统在位时（1829－1837年），使民主在美国确立了。

这大致是在欧洲革命重新获得其动能的同时。

就在本书所论时期行将结束之际（1847年），瑞士激进派与天主教徒之间的一场内战，把民主带给了这个国家。

但是，在温和的中产阶级自由派当中，很少有人会认为，这样一种主要由左翼革命派把持，并且看起来至多也只适合于那些山区或平原的粗俗小生产者的政府制度，有一天会成为资本主义的典型政治结构，并且保护他们去反对那些在19世纪40年代曾拥护过这项制度的人们所发起的新攻击。

只有在国际政治中，才有一场明显是总体而且实际的无限革命。

19世纪40年代的世界，是由欧洲的政治和经济列强，加上正在发展中的美国全权支配的。

1839－1842年的鸦片战争，证明惟一尚存的非欧洲大国中华帝国，已无力招架西方的军事和经济侵略。

看起来，自此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挡带着贸易和《圣经》随行的少数西方军队了。

而且，在西方主宰世界的大潮流中，由于英国拥有比其他西方国家更多的炮舰、贸易和《圣经》，遂顺理成章地荣登霸王宝座。

英国的霸王地位是如此绝对，以至于其运作几乎不需要政治控制。

除了英国之外，其他殖民强国都已衰退，因此英国也就没有任何敌手。

法兰西帝国已缩减到只控有少数分散的岛屿和贸易据点，尽管它正着手跨越地中海，以图恢复它在阿尔及利亚的地位。

印度尼西亚已处于英国新贸易集散地新加坡的监视之下，因此在印度尼西亚恢复统治的荷兰人，已不再与英国竞争；西班牙人保住了古巴、菲律宾群岛以及对于非洲领土的模糊权力；葡萄牙殖民地则完全被遗忘了。

英国贸易支配着独立的阿根廷、巴西和美国南部，同时也支配着西班牙殖民地、古巴或英国在印度的殖民地。

英国人的投资在美国北部，事实上是在世界各个经济增长地区，都有其强大的影响力。

有史以来，从未有过一个大国像19世纪中期的大英帝国那样，行使过世界霸权，因为历史上最强大的帝国或霸权国家，都只是区域性的，如中华帝国、阿拉伯帝国和罗马帝国。

自那以后，没有任何单一大国成功地再建过一个可与之相匹敌的霸权，而且实际上在可预见的未来，也绝没有任何国家能够这样做，因为再也没有任何大国可以声称自己拥有&ldo;世界工厂&rdo;这种独一无二的地位。

不过，英国在未来的衰落已经明显可见。

像托克维尔和哈克斯特豪森这类聪明的观察家，甚至早在19世纪30和40年代就已预言，美国和俄国的巨大版图和潜在资源，终究将使他们成为这个世界的两大巨人；在欧洲境内，德国（如恩格斯于1844年所预言的那样）也将很快就会在同等的条件下进行竞争。

只有法国已决定性地跌下国际霸权的角逐台，尽管这一点尚未明显到让多疑的英国和其他国家政治家放心的地步。

简而言之，19世纪40年代的世界已失去了平衡。

在过去半个世纪所释放出来的经济、技术和社会变化的力量，是史无前例的，并且，甚至对最肤浅的观察者来说，都是不可抗拒的。

不过，另一方面，它们的制度性成果仍相当微小。

如同英国必然不能永远是惟一的工业化国家一样，或迟或早，合法的奴隶制度和农奴制度（除了尚未被新经济触及的偏远地区之外）也必然要消失。

在强大的资产阶级正在发展的任何国家里面，贵族地主和君主的退却都是不可避免的，无论他们以什么样的政治妥协方案来企图保留其地位、影响，甚至政治权势。

更有甚者，法国大革命的伟大遗产之一，即不断灌输给群众的政治意识和持续不断的政治活动，意味着这些群众迟早必定会在政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1830年以后，社会变动的显著加快，以及世界革命的复兴，明白揭示了变革（无论其精确的制度性本质为何）已无法避免，且无可推延。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当时普遍被认为是必然会发生的所有变革都有必要发生，例如，自由贸易、和平和代议政体的普遍胜利，或是君主及罗马天主教会的消逝。

）

上述种种，已足以给19世纪40年代的人们一种变革迫在眉睫的意识。

但这还不足以解释何以整个欧洲都感觉到一场社会革命已蓄势待发。

值得注意的是，变革就在眼前的迫切感，并不限于已对其进行了详尽表达的革命者，也不限于惧怕贫民群众的统治阶级。

穷人自己也感受到变革即将来临。

人民中的识字阶层曾表达了这种感觉。

在1847年的饥荒期间，美国领事从阿姆斯特丹报告了途经荷兰的德国移民的情绪，他写道：&ldo;所有消息灵通之人都表达了这样一种信念：眼下的危机是如此深刻地交织在当前的事件之中，&lso;这&rso;一定就是那场伟大革命的开始，那场他们认为迟早会瓦解现存事物与法则的伟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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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切感的根源在于旧社会留下的危机看来恰好与一次新社会的危机重合。

回顾19世纪40年代，人们很容易把预见资本主义最终危机将近的社会主义者，视为一批错把希望当作现实的梦想家。

因为事实上接着发生的，不是资本主义的崩溃，而是它最迅速而且无可抗拒的扩张时期。

然而，在19世纪30和40年代，下列事实却仍相当模糊：新经济终将能够克服它的困难，即那种随着它以越来越革命的方式生产越来越大量的货物之能力的增加而增加的困难。

资本主义的理论家被一种&ldo;静止状态&rdo;的前景所困扰：他们（不像18世纪或之后的那些理论家）相信，那种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即将枯竭，而且这不仅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

对于资本主义的未来，其捍卫者持两种态度。

那些即将成为高级财政和重工业首领的法国人（圣西门主义者），在19世纪30年代，对于工业社会赢得胜利的最佳路径究竟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这一问题仍无定见。

像格里利（horacegreeley，&ldo;年轻人，到西部去吧&rdo;是他的名言）这样的美国人，在19世纪40年代却是乌托邦社会主义的信仰者。

他们建立了傅立叶义的&ldo;斯泰尔&rdo;，并在理论上阐释了其优点。

这些斯泰尔是类似以色列集体农业屯垦区（kibbutz），与今天被认定的&ldo;美国风格&rdo;十分不配。

商人们自己都绝望了。

于今回顾，我们可能无法理解，像布赖特和成功的兰开夏棉纺主人那样的教友派实业家，在他们扩张的最有生气的阶段当中，竟会为了废除关税一事，准备以一种普遍的政治上封锁将他们的国家投入动乱、饥饿和骚动之中。

然而，在可怕的1841－1842年间，对于有思想的资本家来说，工业发展所面临的不仅是麻烦和损失，还有普遍的窒息，除非能立即清除其进一步扩张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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