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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3章（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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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几乎是对乾隆晚年政局一字不差的描述。

专制政治中，皇帝是整个国家的神经中枢，官僚体系的精神状态就是皇帝一个人精神状态的放大。

不但是人亡政息，同一个统治者的心境变化，也可以使国家面貌发生根本变化。

皇帝的勤奋进取，经过官僚系统的层层传导，最后抵达到社会可能只剩百分之十。

然而皇帝的松懈懒惰，却会被官僚系统层层放大，抵达到基层，会扩大十倍百倍。

皇帝既然喜欢清静，不愿生事，地方大员们当然更乐于高枕无忧。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之后，懒惰之风在大清政界迅速蔓延。

皇帝对山积的奏折感到头疼，而官员们对于案牍之劳，更是避之不及。

遇到公事，层层推诿，一层一层向下转批：&ldo;不问事理之轻重，动辄批委属员，督抚既委之司道，司道复委之州县，层层辗转推延，初若不与事者。

&rdo;（《乾隆朝东华录》）

坐堂审案，处理民间纠纷是地方官的重要职责，然而乾隆晚年的官员们&ldo;终年以坐堂审事为苦&rdo;，千方百计推托不理：&ldo;民间呈状俱由宅门投递批准，不审，终年延搁。

小民拖累不堪，赴控，上司批查，亦屡催不复。

&rdo;也就是说，老百姓告状，他不开庭审理，一拖就是一年。

老百姓等不及，&ldo;越级上访&rdo;，上司询问，他也懒得答复。

还有的官员恨百姓&ldo;越级上访&rdo;，给自己添麻烦，就想方设法打击&ldo;上访者&rdo;：&ldo;恨民上控，必加刑责，而案件仍不为审。

&rdo;（《乾隆吏科题本》）

清代官员考成制度中，对许多政事列有处理期限。

到了乾隆晚年，官员办事逾期之事越来越普遍，因此而受处分居然成为官员受处分的主要原因之一。

从清代档案《乾隆吏科题本》可以看到这样几个例子：甘肃皋兰知县徐浩任内受处分23次，其中13次是因为办事迟延。

湖南浏阳知县张宏燧受处11次，迟延占4次。

广东长安知县丁亭详受处分9次中，迟延占5次。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湖北江陵县发生了一件抢劫案。

一群农村流氓抢劫了附近的富有寡妇家，寡妇认出了抢劫者，事后当即报官。

此案证据确凿，事情清楚，很容易处理。

可是当时的县令汤廷芳虽然派人抓到了两个嫌犯，却懒得审理，将嫌犯取保了事。

后面相继接任的4任县令在10年内&ldo;均不严究&rdo;，&ldo;经事主控告，臬司严催，俱延宕不解，扶同沉搁，置地方盗案于不办，实出情理之外&rdo;。

这样一个小小案件，换了5任地方官，居然还没有结案。

乾隆听说后，也不禁大为恼火，说：&ldo;足见湖北吏治废弛已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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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事件并非个别。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二月，直隶建昌县发生土匪马十等人抢劫一案，事发后整整两年，地方官还是没有结案，说是头绪复杂，一时审不明白。

皇帝闻听后大为恼火，命将犯人押到山东行在，亲自审理，不到一个月就究出了正犯。

皇帝说：&ldo;可见外省废弛积习，大抵相同。

&rdo;&ldo;似此玩延悬宕之案，或更有甚焉者。

&rdo;

外省如此，京师风气也相同。

踢球扯皮之风盛行，一件小事，往往数月经年处理不了。

&ldo;至六部等衙门办理事务，虽有限期，由各道御史汇奏，但事有关涉两部者，亦每至彼此推诿，行查不以为要，吏胥等得以藉端沈阁，百弊丛生。

其驳查外省事件，又每以一驳了事，或竟有驳至屡次，往返耽延，经年屡月，并不勒限严催。

&rdo;（《清高宗实录》卷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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