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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第2页）

于是我弄懂了，这不过是一次与我有关但其实又与我无关的娱乐，人家不求真假，只求完成这样一个娱乐的过程。

后来陆续收到一些短信，也有以往&ldo;被自杀&rdo;的名人们，一想也就释然了。

在地铁里，成龙、刘德华、赵忠祥，已经被自杀二十多年了，我这偶尔被自杀一回又有何妨?

所以，我终于明白，自杀的不是我，而是这个时代，是人心。

做一个不顺从的群众

我虽然做栏目制片人的时间不长，两年左右，但在我做《东方时空》牵头人的后期，我越来越为一种现象被大家习惯而感到不安甚至悲哀。

每天早上编委会开会之后，半屋子的年轻同事，没人对形成的选题及操作方法提出异议，都只是眼巴巴地等着分配任务然后去执行，一天的工作也就完成了!

终于有一天，我忍不住了，开完会之后我发问：&ldo;为什么你们永远不说不?为什么你们不对自己不认可的东西表达愤怒?为什么你们不认为：不，应当这么做!&rdo;

年轻的编导们目光茫然，似乎不知道我为何如此这般。

认领任务然后完成，天经地义，还有什么错吗?难道一群制片人定完的事情，年轻的同事还可以争取并改变吗?

可是，为什么不呢?难道这些年轻的同事，一直都没有注意到，这么多日子以来，开会及日常工作时，对他们的鼓励与期待甚至纵容?

或许真的没看出来，又或者时代不同了，不再有鸡蛋碰石头的故事，也许更重要的是，这不就是一个工作吗，怎么干都是工作量，认真个什么劲儿!又伤了和气，又可能让领导不高兴。

节目做不好，小事;职场中做人做不好，可是大事。

说句实话，面对这样一种尴尬与无奈，我时常会想到十多年前时的工作氛围，想起自己的成长，以及一路争吵所走过的道路。

做事的时候做事，做人的时候做人，两面都没耽误，争吵的同事，反而拥有着至今难忘的真挚情意。

说起来有意思，1993年4月30日晚，也就是《东方时空》正式开播的前一天，在《东方之子》内部，就发生了我与制片人时间之间的争吵。

为的是我希望按原计划开会制订接下来的工作安排，而不是临时高兴把酒言欢迎接新的同事，当时的我一怒之下甚至准备卷铺盖走人。

然而，这样的争吵在当时是常态，制片人时间与同事们以及整个栏目组都非常适应，一番脸红脖子粗之后，会议按原计划召开，风雨过后照常前行。

其实，在《东方时空》开播后的几年里，各个栏目组这样的争吵天天都有，大家对事不对人，真理越辩越明，一个节目该怎么做，向东还是向西，面红耳赤，但节目就这样上了台阶。

同时栏目组里的每一个人，都会觉得事情与自己有关。

有不同意见随时表达，并不会去考虑复杂的面子、权威等问题，谁都相信，栏目真正做好了，才有面子，节目影响力大了，才真正有权威。

记得那时的制片人时间常常为某个节目的问题大光其火，甚至严厉到当场让编导掉下眼泪的地步;反过来也常常如此，一群部下开会时将时间批得哑口无言是经常上演的情节。

但这就是当时特有的电视创作环境，内部拥有着难得的民主与自由。

往往在发生争吵的几个小时之后，大家又一起吃饭喝酒，就跟没事一样。

评论部成立之后没多久，我得了一个外号&ldo;白文萨&rdo;，创意来自波兰团结工会主席瓦文萨。

起因是，当时的评论部成员来自四面八方，《东方时空》如同延安，但是大量的外来人员也带来新的问题，生活待遇存在差距，在电视台内部不被平等看待，权益需要维护。

于是，我挑头和一群年轻的同事一起成立了松散的工会，并要求与当时评论部的主任孙玉胜及其他领导对话，讨论权益问题。

有趣的是，面对这一草台班子，孙玉胜们竟真的答应，并一本正经地举行了对话。

虽然对话现场双方都激动不已，都拍了桌子，但问题却在随后陆续走向解决。

于是有好事者，给我起了个&ldo;白文萨&rdo;的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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