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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第2页）

在1999年的全国新闻界演讲比赛中，我获得了特等奖。

但我难忘的不是奖杯，而是&ldo;做文与做人&rdo;这五个字，它可以视为一生的题目。

作家刘恒大哥开我玩笑，&ldo;小白，如日中天，小心太阳落山啊!&rdo;

我答道：&ldo;放心，大哥，换个地平线再升起一回呗!&rdo;

这年年底，我放弃了刚刚改版的《东方时空》总主持人，关掉了手机，开始一个新栏目《子夜》的研发。

这是一个希望在午夜时分播出的评论栏目，播出时间决定着，如果这个栏目开播，它很可能躲到主流之外。

没想到，这个研发过程波折太多，最后让我离开主持台近一年的时间。

那是一段寂寞的日子，当然也是收入很少的日子。

为怕母亲和家人担心，早上明知没事，也要早早离开家，去一个几乎没怎么装修的空空荡荡的办公室，和几个研发同伴一聊就是一天;没什么贡献的日子，吃起单位的盒饭都有负罪感。

然而，这的确是一段&ldo;放下&rdo;的日子，如同《道德经》里的话，&ldo;杯满则溢&rdo;，杯子满了，就再也装不下什么，怎么办，倒掉它。

如同计算器，不管你曾经完成过怎样的大运算，想要重新开始，必须得复零。

接近一年的时间后，《子夜》独立放生的路被堵死，为我&ldo;虚度&rdo;一年而着急的孙玉胜副总编，将《子夜》改造后并入又一次改版的《东方时空》，以《时空连线》的方式亮相，而由于无法回避的原因，我被迫必须担任制片人，一个不是官的官。

制片人制，是1993年始于《东方时空》的改革举措，曾经为推动中国电视前进做出巨大贡献。

然而，近十年时间过去，当我担当制片人之后，却发觉这制度在有些方面已经落伍了，尤其对于每日播出的新闻栏目来说。

它让权力过于集中于个人，一股独大，节目好坏都由他来定夺，&ldo;独裁&rdo;痕迹明显，民主的气息不够。

于是，我上任后，干了两件事：先是把我的工资关系全部移交到上一层部门，自己不与组里发生一分钱的财物关联;第二，经过一段时间摸索，建立编委会制，大事小事由编委会民主制订，制片人的权力被大大削减。

我的想法就是，当我们还无法改变整个世界的时候，至少可以先改造自己的环境。

果真，栏目组的战斗力大为改进，节目水平稳定并平均地提高，最关键的是，人才得以自由成长。

像张泉灵、柴静等都是《时空连线》的主持人，王跃军、隋笑梅、王新宇等都是栏目的记者，而更有趣的是，过后几年，从这个三十个人的小组里，走出十余位主任及正副制片人。

我想，这便是民主与自由的小小结果。

2003年，借新闻频道开播之机，小小《时空连线》组，又创造出《新闻会客厅》和《中国周刊》（后改名为《新闻周刊》）两个栏目，都是由我来当制片人。

一个人，负责三个新闻栏目，两个日播，一个周播，过去几乎没有。

十几年前一起出发的老朋友，体重都长了，焦虑与压力也都长了。

得到的与失去的，自己心里明白，只不过，老友聚在一起，笑容会多一些，如同烦恼又多了一些一样。

在我们四人的中间，就是《东方时空》的创办者，我们的领导兼同行‐‐孙玉胜。

老问题再一次出现，&ldo;杯满则溢&rdo;。

扶上马，送一程，该作的决定终要作出。

几个月过后，栏目都已经打响，到了告别的时刻，2003年8月，我辞去三个栏目制片人的职位，重回一个单纯的主持人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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