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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6章（第1页）

导演樊馨蔓，是我所认识的人当中，名字笔画最多的一个。

一次她和我、敬大姐三个人为读者签售《感动中国》的书，我写完了三本，她还在&ldo;樊&rdo;字最后几画中较劲呢。

名字笔画多，心更细，每年都能用她信奉的超自然力量把合作者累趴下。

这美女导演一年似乎就干《感动中国》这一件事，头半年反思，后半年思考，其余时间，是编片子时夸所有的合作者并陪被采访者哭。

写不完……我一直认为，每年用&ldo;感动&rdo;开始，是一种运气。

我想，团队中的人，也有同感，因为有人陪着哭，有时也是一种幸福。

而在《感动中国》录制现场，领导往往缺席，这似乎成为一种心照不宣的规则，领导们一般录制前到场，看一圈没什么问题，就走。

或者，隐身到导播间，免得现场还要排座次。

这一点在颁奖方式的选择上同样体现。

按惯例，获奖者，应当由领导来颁发奖杯，最初讨论时，大家担心这么一安排，每一年领导的等级如何定?顺序如何排?官气会不会重?最后我的建议被采纳，就让小朋友来颁奖，上下都接受，又纯真又意味着传承。

最关键的是，少了最最让制作人操心不已又容易出错的环节，大家都因此松一口气。

不过话说回来，领导的&ldo;缺席&rdo;，恰恰要感谢领导们心照不宣的理解。

这中间，有一种有趣的默契!

或许，以上这一切，加在一起，正是《感动中国》能够成功的另一种原因。

六

该回到现场，回到《感动中国》真正的主角身上。

做《感动中国》的主持人，是一件既幸福又痛苦的事情。

幸福在于，你可以离感动如此之近;而痛苦在于，当你被感动时，你必须克制，不能放纵泪水一次又一次地滑落。

这种痛苦，只有身在其中，才能强烈地感受到。

有一次，现场录制时，屏幕上在放片子，一名解放军军官，陪来部队探亲的妻子女儿周末上街，看见一位轻生者落水，他下水救人。

轻生者获救了，而他，却在妻女的注视下离开了这个世界。

这个时候，屏幕上播出了令人痛心的画面，才三四岁的小女儿，在人群中拿着爸爸脱下的旅游鞋边哭边喊：&ldo;爸爸回家，爸爸回家……&rdo;

我是一个父亲，这个画面我之前也看过，可在大庭广众之下我依然没能忍住，泪水夺眶而出并难以控制，然而又必须控制，因为两分钟之后，是我的主持段落。

于是，让同事飞快拿来大把大把纸巾，迅速抹掉泪水，还不能擦掉脸上的妆，一阵手忙脚乱，估计在一边看的人，会觉得搞笑的成分更大。

过程十分惊险，好在放片子时黑灯，现场没有多少观众注意到。

两分钟后，我平静下来，开始自己的主持段落，可情感却难以真正平静，或许，细心的观众可以察觉。

这样的经历，在八年的《感动中国》过程中，发生了不止一次，有时，甚至就在聚光灯下，在舞台的中央。

第二届《感动中国》的获奖者高耀洁是一位来自河南的退休医生，从七十岁接触到艾滋病人之后，走上了艾滋病预防和救助的道路。

在众人的偏见、有关部门的遮掩等障碍下一路走来，获奖时已经七十七岁。

她一路走得不易，不仅是因为周遭环境，还因为她那双曾经裹过的小脚，让她常常步履蹒跚，但就是这双似乎最古老的&ldo;小脚&rdo;，一路奔波抵抗着最现代的艾滋病，尽着她的一己之力。

即使获得了感动中国的年度人物称谓，也并非全无争议，比如来自深圳的义工歌手丛飞。

身患绝症，依然为贫困孩子们奔波，他获奖后，有很多人质疑他&ldo;沽名钓誉&rdo;，病没有那么重等等。

一年后，丛飞去世，一切质疑烟消云散。

然而，是什么，让我们不敢相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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