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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第1页）

在这样一种条件下，显然不可能有真正的法治。

真正的法治有一条原则，就是&ot;法律面前人人平等&ot;。

这在帝国时代能做到吗？民告官要先打五十大板，这叫什么&ot;平等&ot;？老百姓到衙门里打官司，要跪在地上听侯发落，稍有辩驳就要&ot;掌嘴&ot;，又叫什么&ot;平等&ot;？没错，中国古代是有&ot;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ot;的说法。

且不说这做不做得到，也不说同时还有&ot;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ot;，就算做得到，也不能证明那时候&ot;法律面前人人平等&ot;。

王子犯法要与庶民同罪，皇帝犯法呢？同罪不同罪？比方说，杀人偿命，借债还钱，皇帝杀人，怎么从不偿命？事实上，皇帝根本就不会犯法，因为他自己就是法律。

皇帝杀人也不算犯法，因为那是代表国家。

&ot;联即国家&ot;，&ot;联即法律&ot;，那还要法律干什么？所以中国古代许多法律法典，都不过一纸具文，顶多也就是用来对付老百姓，打发书呆子。

这样的制度如果也能叫&ot;法治&ot;，那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实际上中国法家的开山鼻祖管仲早就一语道破天机。

《管子&iddot;任法》说：&ot;法者天下之至道也，圣君之实用也。

&ot;头一句倒很像话，好像是主张法治，而且把&ot;法&ot;提到很高的地位。

但接下来就露了马脚。

原来这个至高无上的&ot;法&ot;，其实不过是让君王们用着方便顺手的（圣君之实用也）。

于是，人与法，就有三种关系。

有立法的，管仲称之为&ot;生法&ot;；有执法的，管仲称之为&ot;守法&ot;；还有受制于法的，管仲称之为&ot;法于法&ot;。

立法的是君王（生法者君也），执法的是官员（守法者臣也），受制于法的是民众（法于法者民也）。

如果无论什么人（君臣上下贵贱），都能有法律意识，遵从法律，依法办事（皆从法），那就是治世。

那么，这个&ot;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ot;，岂不就是&ot;法律面前人人平等&ot;吗？否！

所谓&ot;皆从法&ot;，是说君主有权力立法，官员有义务守法，也有权力执法，民众则有义务老老实实地受制于法。

显然，在管仲等人的&ot;法&ot;面前，君臣官民是不平等的。

君王只有权利没有义务，民众只有义务没有权利，官员则介乎二者之间，对民众有一点&ot;权&ot;，对君王则只有&ot;义&ot;。

当然，要说君王一点义务都没有，也不客观。

君王也是有义务的，那就是能够按照自己立的&ot;法&ot;来治国，不要说话不算话，自己定的规矩也不照办，更不要一点规矩都不讲，如此而已。

可见虽云&ot;皆从法&ot;，但怎么&ot;从&ot;，并不一样；&ot;从&ot;什么，也不一样。

民众之所&ot;从&ot;，是&ot;君王之法&ot;；君王之所&ot;从&ot;，则是&ot;自立之法&ot;。

这难道也叫&ot;平等&ot;?

事实上，中国古代的&ot;法&ot;，历来就被实事求是和恰如其分地称作&ot;王法&ot;，即帝王实施专政之法。

也就是说，作为依靠公共权力和法律规定来管理社会、处理事务的成熟国家，帝国更看重的是权力，而不是法律。

他们的&ot;法律&ot;，只是为了保证权力的行使没有障碍，顶多要求统治者在行使权力时有个章程，能&ot;规范行使&ot;（从法）而已。

这样的&ot;法&ot;，与其说是法律，不如说是规矩、尺度、律条、纲纪。

此其一。

第二，这些&ot;法&ot;既然是&ot;王之法&ot;，当然就不是&ot;民之法&ot;，也不会考虑其中要有保障人民权利的条款。

那些&ot;生法者&ot;要考虑的，是如何保障自己的权利和权力；更关心的，是如何镇压反叛，惩治不臣。

因此他们对&ot;刑法&ot;的兴趣，要远远大于&ot;民法&ot;。

如果说有什么&ot;民法&ot;的话，在他们眼里也不过&ot;治民之法&ot;；而所谓&ot;司法&ot;则不过是&ot;听狱&ot;，甚至只是他们敲诈勒索的机会。

既然如此，那些只被威慑恐吓却不受任何保护的民众，他们对待这些&ot;治民之法&ot;的态度，也就会像他们对待官府一样，只能是避之唯恐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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