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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第1页）

以上说明，先进思想家们对西方的认识，不仅是在技艺方面，而且还扩展到了政治方面。

当然这种了解是很肤浅和直觉的。

那时，只在技艺上提出&ldo;师夷&rdo;，没有一位说要在民主政治上&ldo;师夷&rdo;的。

在技术和政治两个方面提出&ldo;师夷&rdo;，并以此两者‐‐技艺、邦法‐‐为中心制订和打算实行的较为系统的资本主义纲领，当推1859年洪仁玕的《资政新篇》。

这个纲领，在太平天国所处的战争环境中，当然不可能实行，却表明地主阶级进步思想家和太平天国政治家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即&ldo;师夷长技&rdo;以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已到了实践的阶段，而民主政治在中国实行也绝不是不可逾越的鸿沟，只不过是封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不敢涉及，而洪仁玕却能无所顾忌地提请天王实践罢了。

其实，在洪仁玕写《资政新篇》的后一年，封建地主知识分子冯桂芬在其所著《校邠庐抗议》中，在学习西学上第一次写了《采西学议》、《制洋器议》两篇专文，除系统地陈述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外，在政治方面的论述虽赶不上洪仁玕，却比魏源等人有所提高和发雇，他敢于将封建专制与民主制作&ldo;君民不隔不如夷&rdo;的比较。

这表明随着先进的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发生发展，政治上的民主改革也必将提上实践的日程。

当然，科技上学习西方的步子走得更远，冯桂芬在这方面甚至已提出实践的步骤，即所谓&ldo;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rdo;。

到这时，即1860年前后，从客观经济条件和人们的主观认识看，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在中国发生的时机是成熟了。

真的到了所谓&ldo;箭在弦上一触即发&rdo;的时机了。

洋务派就在&ldo;两害相权取其轻&rdo;的决策下，触动了&ldo;弦上&rdo;的箭！

第二章适逢经济和思潮变革之会的洋务运动的兴起

首页学科资源栏目学科教学资源高中历史历史博览夏东元：《洋务运动史》

一、&ldo;两害取轻&rdo;的抉择

一、&ldo;两害取轻&rdo;的抉择

左宗棠在《重刻〈海国图志〉叙》中指出，鸦片战争中林则徐、魏源等先进政治家思想家，试图以&ldo;师夷长技以制夷&rdo;来拯救清王朝垂危统治的改革主张和措施，由于顽固势力的破坏阻挠而被扼杀，以致&ldo;廿余载事局如故&rdo;，社会处于停滞状态，毫无革新和前进；20年后，清政府处于太平天国革命和英法联军入侵双重压力下，采取&ldo;两害相权取其轻&rdo;的决策，却又将&ldo;师夷长技&rdo;提到了实践的日程。

这也就是说，&ldo;师夷长技&rdo;的变革，没有能在抵御外侮也即所谓&ldo;制夷&rdo;中实行，而却在镇压人民起义中实行了。

清政府的&ldo;两害相权取其轻&rdo;的抉择，不是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一开始就定下来的，而是经过四年的酝酿讨论和各种&ldo;力&rdo;的较量后，认为只有这样做才能达到挽救清王朝的危亡局面的目的，从而作出这样的决定的。

太平军成为清王朝之&ldo;害&rdo;始于1851年。

1856年在太平军摧枯拉朽般打击下，处于惶惶不可终日的清政府，又遭英国和法国的武装侵入。

面对太平天国和英法联军内外两大敌人的清朝统治者，从天朝至尊和统治利益出发，当然要用两个拳头同时打向内外两重威胁。

但事实上，这为它的力量所不允许。

于是酝酿着先解除一个&ldo;祸患&rdo;。

先解除哪一个呢？

还在1854年，英、法、美等国使者到广州、上海乃至扬言要去天津要求&ldo;修约&rdo;谈判之时，清政府鉴于太平军直接威胁其统治的现实，尽管怀疑英法包藏有&ldo;助逆犯顺&rdo;的&ldo;祸心&rdo;；对于美国的&ldo;剿办逆匪开通长江&rdo;恭顺之请，则有&ldo;居心亦不可测&rdo;的疑虑，但总的倾向是如江苏巡抚吉尔杭阿所说：&ldo;略为变通，以副其望&rdo;，这既可以使海关税收不受影响，&ldo;且可杜其助逆犯顺之心&rdo;。

也就是说，适当满足侵略者的欲望，以便至少可以做到洋人不被太平天国所用。

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之后，清统治集团内部则有着很多不同的意见。

在战争开头的两年间，清最高统治者，基本采取两个拳头同时打向内外两大敌人的方针。

实践证明此路不通。

于是在1858年以后的两年间，清朝统治者总的倾向起了变化，即采取对外国侵略者妥协以便集中力量镇压人民革命的政策。

但各地方督抚仍有着不同的意见。

一般他说，处在英法联军严重压力下的官僚们，&ldo;御夷&rdo;重于安内。

例如，当英军强行侵入广州城时，1858年1月江南御史何璟就提出下述主张说：&ldo;此时着不临以兵威，而仍藉口怀柔，曲加姑息&rdo;，不仅美、法效尤，且恐&ldo;迁延日久，土匪闻风四起，啸聚鸱张&rdo;。

这是只有&ldo;剿夷&rdo;才能止内乱的思想。

但这种主张没有被清廷所接受，下谕说，应&ldo;熟商安内攘外之方，勿生他变。

&rdo;还是将&ldo;安内&rdo;放在第一位。

又如，当英法联军陈兵天津，僧格林沁正与其交战之际，有人提议派僧格林沁&ldo;移师南下&rdo;皖、豫&ldo;剿办&rdo;，&ldo;以期一鼓荡平&rdo;发捻时，直隶总督恒福坚决反对，说皖、豫剿捻可以另选大员，津沽&ldo;御夷则非僧格林沁不办，断难另易他人，致令全局有碍&rdo;。

恒福恳请皇恩&ldo;俯念奴才为全局起见，无令重臣轻出而远离。

此不特海防之幸，实天下之幸也。

&rdo;这种在特定条件下重&ldo;御夷&rdo;的观点，山东道御史林寿图说得更为明确，他说：&ldo;腹心大患，贼甚于夷；而咽喉急症，夷重于贼。

&rdo;这里虽把人民起义看作&ldo;腹心大患&rdo;，但&ldo;咽喉急症&rdo;在一定时间里，比之&ldo;腹心大患&rdo;更加迫切地需要治疗。

因此，林寿图不仅认为僧格林沁不能调离津沽前线，而且主张把&ldo;剿捻&rdo;战场上的劲旅调来津沽归僧格林沁指挥，以加速取得抗战的胜利，而后集中力量镇压人民的起义。

这是明显的&ldo;攘外&rdo;优先于&ldo;安内&rdo;的思想。

由于此时救治&ldo;咽喉急症&rdo;的需要，清廷当然是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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