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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5章（第1页）

基隆煤矿投产后，到1884年中法战争前，产量基本上逐年上升，第一年为14000吨余，1879年即达3万吨多一点，增长一倍。

1880年为41万余吨，1881年即达到54万余吨。

但1882年后有所下降，这是由于：（1）运输困难。

从矿井口到海岸虽有铁轨滑行，但这些煤炭只能从海上运，海上风浪常常使运输阻滞。

而陆路山道崎岖运费昂贵且很艰难。

因此，极需从矿区筑一轻便铁路至基隆。

两江总督沈葆桢曾于1878年将拆毁的英人强筑的吴淞铁路的车轨购买运台，但弃置海岸没能筑成。

以致煤炭常常运不出去而堆积于矿厂。

（2）销路不畅。

煤炭多靠兵轮和船政局、招商局购买，故市场不很广阔，因而影响到生产增长。

（3）生产季节性强。

矿工多来自渔民农民，一年的相当一段时间他们忙于务农打鱼，也使煤产量急剧减少。

然而，基隆煤厂并未亏折，且略有盈余，这是因为：矿工工资很低，每吨为四角，1880年洋矿工陆续离去，开支大减，成本费每吨一元五角左右，售价为二元五角，即便加上运费，价格也比英、澳等国的煤价为低。

所以福建巡抚督办台湾军务的刘铭传说：&ldo;核计用度与销售煤价，均属有盈无绌&rdo;。

这基本符合实际情况。

1884年夏，中法战争中，刘铭传为了防止煤矿被法国侵略者利用，将其炸毁。

战争结束后，计划恢复煤矿生产，但时而商本商办，时而官商合办，时而又官办，举棋不定。

1885年商人张学熙禀请承办，以无力购买机器，仅几个月因亏折数千两而禀请退办。

1887年，两江总督曾国荃、船政大臣裴荫森与台湾当局各出银2万两，共6万两，委张士瑜招集商股6万两，共12万两试办，但试办失败，禀请官收。

官接办后退还商股6万两和船政局2万两。

官办未有成效，于1889年刘铭传与英商范嘉士订立合同转让洋商接办，因清廷反对，刘铭传撤退英商，派党凤岡代理，仍行招商。

1890年，商人蔡应维等愿集股30万元，官商合办，亦因清廷反对而仍归官办。

这样翻来复去，一直未恢复到中法战前的生产水平。

值得一提的是，1877年钻探煤矿过程中，在基隆淡水属的牛琢山附近的猫裹社地方，发现了石油矿，清廷派叶文澜和唐廷枢雇请美国技师和购买小机器准备试行开采。

这事虽未成功，对中国说却是一件值得记录的事。

总起来说，台湾煤矿的开采，在中法战争前几年，是有一定成效的，当然比不上开平煤矿。

这除自然条件等原因外，台湾基隆煤矿系官办企业，不按&ldo;买卖常规&rdo;办事，以致行政腐败，例如：&ldo;每个高级官员都可以派个私人代表在矿厂任冗职&rdo;，增加了不必要的开支；地方当局封闭私营煤窑，禁止私人开采，采煤几乎成为官府独占，这就缺乏竞争，以致出现了有时&ldo;矿局的人士并不急于销售，索价奇高，商人不敢购运，结果是煤大量堆积着，而交易则很稀少&rdo;的现象。

这些官办的致命弱点，规定了企业不可能很顺利地发展。

而商本的官督商办的开平煤矿，就不存在这种腐败情况。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与磁州开平基隆同时兴办的湖北兴国广济官办煤矿，与基隆煤厂同一命运。

五、从广济到荆门的煤矿开采及其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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