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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9章（第1页）

1883年法占越南河内等地，有北窥滇、桂之势，其中尤其是觊觎云南铜矿，当局为了&ldo;抗邻国无餍之请，裕边方不匮之源&rdo;，采用两条改革办法：其一是集商资商办，其二是用洋法开采。

岑毓英说：&ldo;从前厂利丰旺，皆由三江、两湖、川、广富商大贾厚集资本，来滇开采。

&rdo;他认为商办优于官办，商办：&ldo;既免亏欠之弊，复省稽查之劳，以简驭繁，有利无害&rdo;，并强调&ldo;参用西法&rdo;，以&ldo;收事半功倍之效&rdo;。

都察院御史张佩纶则说：在主张集殷商巨本&ldo;与官本相辅而行&rdo;之外，要特别强调购置洋机器、聘用洋技术人员，实行大举。

这得到清廷&ldo;不为无见&rdo;的肯定。

同年，道员胡家桢奉岑毓英之命，招商股，购洋机，聘洋匠，以矿苗最旺的东川、昭通二府为中心，成立&ldo;云南东昭商铜局&rdo;于上海三马路长乐里。

然而，招股并不顺利，原拟招15万两，3年间仅得7万余两，另有官帑11万余两。

《云南铜矿局示》中就集股难的原因说：&ldo;虽由于市道式微，银根阻塞；然多半尚因他省前办各矿，鲜睹成效，以致迟疑畏阻。

&rdo;这是从全面局势说的。

岑毓英认为，三年来&ldo;厂情之不旺，由于资本之难集；资本之难集，由于折耗之太甚。

以致商民裹足不前。

&rdo;这是从滇铜矿本身说的。

二者均不无道理。

其实，云南铜矿招商资用洋法开采仍不景气的原因，从根本上说，是封建旧体制管理新式企业的矛盾所造成。

19世纪80年代初的二、三年间，曾出现购买矿股的热潮，1883年因受金融倒帐风潮影响，股票大幅度贬值，以矿股为尤甚。

正在这时，云南铜矿改为招集商股，其疲软少人问津自不待言。

但从企业本身说，有其主观上的原因：（1）商本官办不能取信于民。

铜矿名为招商办厂，实则由宫督理。

这一点唐炯一针见血地说：&ldo;招商局设立三年，招股甚菲，固因近年股票倒骗，亦由前抚臣（指杜瑞联‐‐引者注）创设五金局，强欲官理民财，其势不能相信，以是来源日绌，办理尤难。

&rdo;所谓&ldo;官理民财&rdo;，就是利用民间资本达到官方目的的同义语，也就是与民争利。

唐炯本人如何呢？他在滇藩任内及继任滇抚和督办云南矿务时，也仅具有所谓&ldo;非商股不能辅官本之不足&rdo;的思想而已，并没有本质的改变。

于是（2）就必然出现官方垄断铜产品不准在市场流通的局面。

1886年岑毓英奏明：&ldo;每年办运京铜百万斤，准一成通商，以次递加，原冀歆动群情，不致畏难裹足&rdo;。

然而情况并非如预期的有所改善，办理结果是&ldo;所办铜斤悉数归官买&rdo;，并无余铜通商。

唐炯虽也看到必须&ldo;宽准通商&rdo;才能发挥商民的生产积极性，但积重难返无法做到。

（3）铜产品不准投入市场专由官买，必然违反价值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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