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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2章（第1页）

然而，西方列强并未随着斯蒂文生离开中国，而打消其侵夺中国铁路修建权的企图。

1365年英商杖兰德擅自在北京宣武门外，铺设了一条小铁路，目的是开风气，宣扬铁路之利，以便减少阻力，达到侵夺路权的目的。

此路不使用机车，是以人力推动的，但在当时仍引起轰动，当即被步军统领&ldo;饬令拆卸&rdo;。

同年，英商在上海亦有筑淞沪铁路之请，关道应宝时以&ldo;七不可&rdo;加以拒绝。

如果说60年代前期，主要是斯蒂文生、杜兰德等外国商人以及铁路建筑师和洋行老板等人，奔走在谋建中国铁路的前列，那么，60年代中期以后，欧美各国政府及其在华代理人，已从幕后走上前台，直接策划侵夺中国的铁路修筑权，或劝说清政府自行筑路中外共同使用，而实权仍操于外人之手。

这以赫德的《局外旁观论》和威妥玛的《新议略论》为其开端的标帜。

1865年11月6日（同治四年九月十六日），总税务司赫德向总理衙门呈递《局外旁观论》，次年3月5日，英公使馆参赞在其公使阿礼国授意下向总署呈递《新议略论》。

两文涉及到新政改革诸多方面的问题，其中关于铁路修筑问题，两文认为这是清政府&ldo;应学应办&rdo;的重要事情之一。

一则说&ldo;做轮车以利人行&rdo;，对中外都有利益，再则说&ldo;各省开设铁道飞线，……各国闻之无不欣悦&rdo;。

因为在中国&ldo;添设铁路和电报，……对于在华自由发展外国贸易具有重大意义&rdo;。

正因如此，所以列强侵略者在1868年&ldo;修约&rdo;期届之时，更加紧了活动，企图将其攫取铁路修建权的阴谋塞进&ldo;修约&rdo;条款之内。

总理衙门奕忻预见及此，于1867年上奏清廷说：&ldo;明岁更议条约，彼必互相要结，强欲增入约内，……应若何先事规画&rdo;，使其达不到目的，以社后患，饬&ldo;有地方之责者，请共商之。

&rdo;接着各有关督抚大臣对此发表了见解。

其实，在此次之前，已经有过两次讨论。

第一次是同治初年洋商请筑沪苏、淞沪铁路和杜兰德在北京宣武门修建一条小铁路之时，总署曾饬沿江海各将军督抚对洋人筑铁路之请，严加防范和峻拒并对此发表意见。

总署认为，&ldo;山川险阻，皆中国扼要之区，如开设铁路，洋人可以任便往来&rdo;，这与&ldo;尽东其亩&rdo;何异！

苏抚李鸿章说：&ldo;铁路费烦事巨，变易山川&rdo;，中国&ldo;断不能允&rdo;。

其他如赣抚沈葆桢、粤督毛鸿宾多从有伤民间庐墓、夺民生计和怕引起伏莽滋事影响社会治安等方面反对之。

第二次是清廷于1866年4月将《局外旁观论》、《新议略论》饬下有关督抚和通商大臣&ldo;专折密奏&rdo;所引起的议论。

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说：&ldo;兴作铁路，必致扰民，有识者皆以为不可。

……目下处以镇静，……徐图善策。

&rdo;湖广总督官文说：&ldo;轮车电机等事，论者不一，其显而易见者，则垄断牟利也；其隐而难窥者，则包藏祸心也。

&rdo;所谓&ldo;包藏祸心&rdo;，即以火车埔轮船之不足，以网尽中国之利权。

江西巡抚刘坤一说：火车&ldo;益令彼之声息易通，我之隘阻尽失&rdo;。

有利于彼，不利于我是显然的。

&ldo;断不可从其所请&rdo;。

江督马新贻颇有危机感地说：&ldo;轮车铁路者，是欲广通其路于中国也。

以中国之中，而皆有该夷之兵，皆有该夷之民，皆为该夷任意往来之路。

轮船所不能至，轮车皆至之。

使无地不可以号召，无地不可以冲突，以重怵我百姓之心。

&rdo;中国将至于无力收拾的地步。

督抚们议论的角度各有不同，其警惕洋商掠夺中国铁路修建权则是一致的。

上述两次讨论，仅几个督抚大臣参加，规模不大，只能说是讨论铁路问题的序幕。

1867年秋‐1868年初，为了应付&ldo;修约&rdo;而发起的讨论，与前两次大不相同，参加的人数多，规模大，谈论问题也较为细致深入。

与议者约为18人，除总理衙门外，有：陕甘总督左宗棠、盛京将军都兴阿、山东巡抚丁宝桢、总理船政沈葆桢、两江总督曾国藩、江西巡抚刘坤一、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湖广总督李鸿章、两广总督瑞麟、江苏巡抚署鄂督李瀚章、粤抚蒋益澧、福州将军英桂、闽浙总督吴棠、浙江巡抚马新贻、福建巡抚李福泰、湖北巡抚郭柏荫、署直隶总督官文等。

起自1867年10月12日（同治六年九月十五日）迄于1868年1月16日（同治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经历了近三个月时间。

兹将他们的意见综述于下。

第一，强调&ldo;民情不便&rdo;以相抵制。

所谓&ldo;民情不便&rdo;是多方面的：一是妨碍风水重地，二是影响民间生计田庐，行之必犯众怒。

都兴阿、李瀚章均持此说，而以李瀚章讲得较为全面，他说：&ldo;凿我山川，害我田庐，碍我风水，占我商民生计，百姓必群起抗争拆毁，官不能治其罪，亦不能责令赔偿，致激民变&rdo;。

如果列强说他们&ldo;自能劝导防守为辞，欲增约内；我则必以百姓抗争折毁，官不能治罪赔偿，等语，载入约内&rdo;。

这样，&ldo;彼族……当必废然思返&rdo;，我则达到不将修筑铁路事载入新修条约之内的目的。

第二，突出&ldo;就小民生计与之理论&rdo;。

他们认为铁路之议果行，则犹如一条吸血管那样吸吮着小民之鲜血，它&ldo;譬人一身，膏血既尽，则躯命随之，尚可待异日补救乎？&rdo;曾国藩对此讲得最为干脆，他说：&ldo;若……听其创办电线、铁路，则车驴任辇旅店脚夫之生路穷矣。

……自洋人行之，则以外国而占内地之利；自华人之附和洋人者行之，亦以豪强而占夺贫民之利。

皆不可行。

&rdo;应&ldo;竭力相争&rdo;。

其他如马新贻、吴棠、官文等均持此说，主张&ldo;内外臣工，协力同心，持万不可行之定议&rdo;，决不迁就载入约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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