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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章（第2页）

我是一个颇为喜欢舞笔弄墨的人，想写一篇回忆文章，自是意中事。

但是，我对先生的回忆，我认为是异常珍贵的，超乎寻常的神圣的。

我希望自己的文章不要玷污了这一点神圣性，故而迟迟不敢下笔。

到了今天，北大出版社要出版我的《怀旧集》，已经到了非写不行的时候了。

要论我同寅恪先生的关系，应该从65年前的清华大学算起。

我于1930年考入国立清华大学，入西洋文学系（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改名为外国语文系）。

西洋文学系有一套完整的教学计划，必修课规定得有条有理，完完整整。

但是给选修课留下的时间却是很富裕的。

除了选修课以外，还可以旁听或者偷听。

教师不以为忤，学生各得其乐。

我曾旁听过朱自清、俞平伯、郑振铎等先生的课，都安然无恙，而且因此同郑振铎先生建立了终生的友谊。

但也并不是一切都一帆风顺。

我同一群学生去旁听冰心先生的课。

她当时极年轻，而名满天下。

我们是慕名而去的。

冰心先生满脸庄严，不苟言笑，看到课堂上挤满了这样多学生，知道其中有&ldo;诈&rdo;，于是威仪俨然地下了&ldo;逐客令&rdo;：&ldo;凡非选修此课者，下一堂不许再来!&rdo;我们悚然而听，憬然而退，从此不敢再进她讲课的教室。

四十多年以后，我同冰心重逢，她已经变成了一个慈祥和蔼的老人，由怒目金刚一变而为慈眉菩萨。

我向她谈起她当年&ldo;逐客&rdo;的事情，她已经完全忘记，我们相视而笑，有会于心。

就在这个时候，我旁听了寅恪先生的&ldo;佛经翻译文学&rdo;。

参考书用的是《六祖坛经》，我曾到城里一个大庙里去买过此书。

寅恪师讲课，同他写文章一样，先把必要的材料写在黑板上，然后再根据材料进行解释、考证、分析、综合，对地名和人名更是特别注意。

他的分析细入毫发，如剥蕉叶，愈剥愈细愈剥愈深，然而一本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武断，不夸大，不歪曲，不断章取义。

他仿佛引导我们走在山阴道上，盘旋曲折，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最终豁然开朗，把我们引上阳关大道。

读他的文章，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无法比拟的享受。

在中外众多学者中，能给我这种享受的，国外只有亨利希&iddot;吕德斯（herichl&uul;ders），在国内只有陈师一人。

他被海内外学人公推为考证大师，是完全应该的。

这种学风，同后来滋害流毒的&ldo;以论代史&rdo;的学风，相差不可以道里计。

然而，茫茫士林，难得解人，一些鼓其如簧之舌惑学人的所谓&ldo;学者&rdo;，骄纵跋扈，不禁令人浩叹矣。

寅恪师这种学风，影响了我的一生。

后来到德国，读了吕德斯教授的书，并且受到了他的嫡传弟子瓦尔德施米特（waldschidt）教授的教导和熏陶，可谓三生有幸，可惜自己的学殖瘠茫，又限于天赋，虽还不能论无所收获，然而犹如细流比沧海，空怀仰止之心，徒增效颦之恨。

这只怪我自己，怪不得别人。

总之，我在清华四年，读完了西洋文学系所有的必修课程，得到了一个学士头衔。

现在回想起来，说一句不客气的话：我从这些课程中收获不大。

欧洲著名的作家，什么莎士比亚、歌德、塞万提斯、莫里哀、但丁等等的著作都读过。

连现在忽然时髦起来的《尤利西斯》和《追忆似水年华》等等也都读过，然而大都是浮光掠影，并不深入。

给我留下深远影响的课反而是一门旁听课和一门选修课。

前者就是在上面谈到寅恪师的&ldo;佛经翻译文学&rdo;;后者是朱光潜先生的&ldo;文艺心理学&rdo;，也就是美学。

关于后者，我在别的地方已经谈过，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在清华时，除了上课以外，同陈师的接触并不太多。

我没到他家去过一次。

有时候，在校内林荫道上，在熙来攘往的学生人流中，有时会见到陈师去上课。

身着长袍，朴素无华，肘下夹着一个布包，里面装满了讲课时用的书籍和资料。

不认识他的人，恐怕大都把他看成是琉璃厂某一个书店的到清华来送书的老板，绝不会知道，他就是名扬海内外的大学者。

他同当时清华留洋归来的大多数西装革履、发光鉴人的教授，迥乎不同。

在这一方面，他也给我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印象，令我受益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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