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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第2页）

报纸很快报道了这个事件，也提到了这封签名信。

整个城市都震惊了，既被这起暴行激怒，更为数百名旁观者羞愧，而对于那些躲在电线杆后面写信签名的人，则不知说什么好。

在我的记忆中，这是这个城市第一次感到自己整体上的不体面。

体面的服饰，体面的步履，体面的谈吐，体面的笔迹，一夜之间全都化作了云烟。

不体面在何处?不体面在缺少分辨善恶的即时敏感，缺少扬善抑恶的果断行为。

以后那些日子，人们纷纷发表言论，要求司法部门严惩那两个肇事者。

其实谁都知道，像肇事者这样的恶人，不管何时何地总会有几个的，问题的严重性恰恰在于几百名冷静的旁观者。

但法不罚众，人们只能借着对肇事者的愤怒，来洗涤群体性的耻辱。

后来肇事者理所当然受到了惩罚，人们终于吐了一口气，但痛苦并未消除，一座最讲究体面的城市的痛苦。

直到不久之后发生了另一个事件，这种心理歉疚才稍稍得到缓解‐‐

一位默默无声的中年音乐教师因患不治之症而进入危急状态，他的两位学生闻讯中止了在国外的演出，赶回来为老师举行了一场挽留生命的音乐会。

这件事被市民知道了，那天，很多与音乐没有太大关系的家长带着自己的孩子挤进了音乐会现场，在听完演奏之后，鼓励孩子走向募捐箱，一双双小手在黑亮的钢琴边上几乎组成了一个小树林。

然后，家长们又带着孩子们上街买花，找到音乐教师的宿舍，从宿舍一楼到五楼的楼梯立即被密密层层的鲜花铺满。

我想，这些家长是在进行一个艰难的嘱托：&ot;我们这一代有点不行了，你们要换一种活法。

&ot;那一天居然有那么多家长牵着自己的孩子在街市间为此奔忙，想起来实在有点让人兴奋。

不知道这些家长中有没有那次恶性事件的旁观者，但想必都是读到过有关报道的。

他们经历过人人自危的年代，看到过&ot;文革&ot;中街道间的武斗、抄家和大大小小的政治事件，深知即便是一目了然的恶行也难于以自己的一腔正义去扑灭，于是便学会了旁观和退缩，满脸皱纹埋藏了一层层难言的生存经验。

有时，他们也会把这种生存经验吞吞吐吐地传授给自己的孩子，但千言万语常常抵挡不住孩子最幼稚的发问，其实这种发问也来自于自己的童年。

他们在疑惑中反思，直到一桩桩恶性事件把他们一次次摇撼，他们终于知道应该给孩子们留下一点什么了。

据我所知，甚至那些身陷监狱的父母，也希望前来探视的孩子做个好人，不要学坏。

在一般情况下，这种有关人之为人的嘱咐发生在家里，发生在课堂，但是善恶命题的本质是超越亲情和学问的，它们最终实现形态，是一个人与无数陌生人的关系，因此最大的课堂常常在人群中、街市间。

正面的课，反面的课，明白的课，灰色的课，我们都从这样的大课堂上走出，然后在不知不觉中又成了这种课堂的教师和课本。

………在街市这个课堂上，即使那些已在频频教育他人的人也未曾拿到过毕业文凭。

美国作家艾&iddot;巴&iddot;辛格在二十年前发表的著名小说《市场街的斯宾诺莎》，写一位哲学博士如何在孤室冥思中濒于死亡，却又在街市俗情中获得新生。

喧闹的街市足以向神圣的斯宾诺莎发出挑战，更遑论我们?

我仍然凝视着街市。

街市不提供理论，只提供情景。

情景大多比理论雄辩，而善良，正是在情景中生存。

说起这里我又产生了有关街市的一个回忆。

十几年前，为了一种戏剧观点的分歧，一位外地学者和一位本地学者在我们学院对门的街道口友好地辩论，我是支持那位本地学者的观点的，当时正站在他们中间，准备等他们说完之后做一番申述。

但就在这时，一位骑自行车的中年妇女连人带车倒在马路中央，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只见那位外地学者一个箭步冲上去把她扶了起来，我和其他行人跟上前去帮忙，等我们扶着这位妇女一步步走到街边，我看见，那位本地学者正纹丝不动地站在原地，划着火柴在点烟，眼神定定地构想着新的辩论词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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