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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章（第1页）

我现在站在适之先生墓前，鞠躬之后，悲从中来，心内思潮汹涌，如惊涛骇浪，眼泪自然流出。

杜甫有诗：&ldo;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

&rdo;我现在是&ldo;焉知五十载，躬亲扫陵墓&rdo;。

此时，我的心情也是不足为外人道也。

我自己已经到望九之年，距离适之先生所呆的黄泉或者天堂乐园，只差几步之遥了。

回忆自己八十多年的坎坷又顺利的一生，真如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处说起了。

积八十年之经验，我认为，一个人生在世间，如果想有所成就，必须具备三个条件：才能、勤奋、机遇。

行行皆然，人人皆然，概莫能外。

别的人先不说了，只谈我自己。

关于才能一项，再自谦也不能说自己是白痴。

但是，自己并不是什么天才，这一点儿自知之明，我还是有的。

谈到勤奋，我自认还能差强人意，用不着有什么愧怍之感。

但是，我把重点放在第三项上：机遇。

如果我一生还能算得上有些微成就的话，主要是靠机遇。

机遇的内涵是十分复杂的，我只谈其中恩师一项。

韩愈说：&ldo;古之学者必有师。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rdo;根据老师这三项任务，老师对学生都是有恩的。

然而，在我所知道的世界语言中，只有汉文把&ldo;恩&rdo;与&ldo;师&rdo;紧密地嵌在一起，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名词。

这只能解释为中国人最懂得报师恩，为其他民族所望尘莫及的。

我在学术研究方面的机遇，就是我一生碰到了六位对我有教导之恩或者知遇之恩的恩师，我不一定都听过他们的课，但是，只读他们的书也是一种教导。

我在清华大学读书时，读过陈寅恪先生所有的已经发表的著作，旁听过他的&ldo;佛经翻译文学&rdo;，从而种下了研究梵文和巴利文的种子。

在当了或滥竽了一年国文教员之后，由于一个天上掉下来的机遇，我到了德国哥廷根大学。

正在我入学后的第二个学期，瓦尔德施密特先生调到哥廷根大学任印度学的讲座教授。

当我在教务处前看到他开基础梵文的通告时，我喜极欲狂。

&ldo;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rdo;难道这不是天赐的机遇吗?最初两个学期，选修梵文的只有我一个外国学生。

然而教授仍然照教不误，而且备课充分，讲解细致，威仪俨然，一丝不苟。

几乎是我一个学生垄断课堂，受益之大，自可想见。

二战爆发，瓦尔德施密特先生被征从军。

已经退休的原印度讲座教授西克，虽已年逾八旬毅然又走上讲台，教的依然是我一个中国学生。

西克先生不久就告诉我，他要把自己平生的绝招全传授给我，包括《梨俱吠陀》、《大疏》、《十王子传》，还有他费了二十年的时间才解读了吐火罗文;在吐火罗文研究领域中，他是世界最高权威。

我并非天才，六七种外语早已塞满了我那渺小的脑袋瓜，我并不想再塞进吐火罗文。

然而像我的祖父一般的西克先生，告诉我的是他的决定，一点儿征求意见的意思都没有。

我惟一能走的道路就是：敬谨遵命。

现在回忆起来，冬天大雪之后，在研究所上过课，天已近黄昏。

积雪白皑皑地拥满十里长街。

雪厚路滑，天空阴暗，地闪雪光，路上阒静无人，我搀扶着老爷子，一步高，一步低，送他到家。

我没有见过自己的祖父，现在我真觉得，我身边的老人就是我的祖父。

他为了学术，不惜衰朽残年，不顾自己的健康，想把衣钵传给我这个异国青年。

此时我心中思绪翻腾，感激与温暖并在，担心与爱怜奔涌。

我真不知道是置身何地了。

二战期间，我被困德国，一呆就是十年，二战结束后，听说寅恪先生正在英国就医。

我连忙给他写了一封致敬信，并附上发表在哥廷根科学院集刊上用德文写成的论文，向他汇报我十年学习的成绩。

很快就收到了他的回信，问我愿不愿意到北大去任教。

北大为全国最高学府，名扬全球;但是，门坎一向极高，等闲难得进入。

现在竟有一个天赐的机遇落到我头上来，我焉有不愿意之理!我立即回信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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