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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章（第1页）

我同长之往来是很自然的。

但是，不知道是怎样一来，我们同中文系的吴组缃和林庚也成了朋友，经常会面，原因大概是我们都喜欢文学，都喜欢舞笔弄墨。

当时并没有什么&ldo;清学四剑客&rdo;之类的名称，可我们毫无意识地结成了一个团伙，则确是事实。

我们会面，高谈阔论，说话则是尽量夸大，尽量偏激，&ldo;挥斥方遒&rdo;，粪土许多当时的文学家。

有一天，茅盾的《子夜》刚出版不久，在中国文坛上引起了极大的震动。

我们四人当然不会无动于衷，就聚集在工字厅后面的一间大厅里，屋内光线不好，有点阴暗。

但窗外荷塘里却是红荷映日，翠盖蔽天，绿柳垂烟，鸣蝉噪夏，一片暑天风光。

我们四人各抒己见，有的赞美，有的褒贬，前者以组缃为代表，后者的代表是我，一直争到室内渐渐地暗了下来，已经到了吃晚饭的时候了，我们方才鸣金收兵。

遥想当年的鹅湖大会，盛况也不过如此吧。

由于我们都是&ldo;文学青年&rdo;，又都崇拜当时文坛上的名星，我们都不自觉地拜在郑振铎先生门下，并没有什么形式，只是旁听过他在清华讲&ldo;中国文学史&rdo;的课，又各出大洋三元订购了他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

郑先生是名作家兼学者，但是丝毫没有当时的教授架子，同我谈话随便，笑容满面，我们结成了忘年交，终生未变。

我们曾到他燕京大学的住宅去拜访过他，对他那藏书插架之丰富，狠狠地羡慕了一番。

他同巴金、靳以主编了《文学季刊》，一时洛阳纸贵。

我们的名字赫然印在封面上，有的是编委，有的是特约撰稿人。

虚荣心

恐怕是人人有之的。

我们这几个二十岁刚出头的毛头小伙子，心里有点飘飘然，不是很自然的吗?有一年暑假，我同长之同回济南，他在家中宴请老舍，邀我作陪，这是我认识老舍先生之始，以后也成为了好朋友。

我同长之还崇拜另一位教授，北京大学德文系主任、清华大学兼任教授杨丙辰先生。

他也是冯至先生的老师，早年在德国留过学，没拿什么学位，翻译过德国一些古典名著，其他没有什么著作。

他在北京许多大学兼课，每月收入大洋一千余元，当时是一个很大的数目。

他有一位年轻貌美的夫人，以捧京剧男角为主要业务。

他则以每天到中山公园闲坐喝茶为主要活动。

夫妇感情极好，没有儿女。

杨先生的思想极为复杂，中心信仰是&ldo;四大皆空&rdo;。

因此教书比较随便，每个学生皆给高分。

有一天，他拿给长之和我一本德文讲文艺理论的书，书名中有一个德文字：literaturwissens插ft，意思是&ldo;文艺科学&rdo;。

长之和我都觉得此字极为奇妙，玄机无穷，我们简直想跪下膜拜。

我们俩谁也没有弄明白，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

后来我到了德国，才知道这是一个非常一般的字，一点玄妙也没有。

长之却写文章，大肆吹捧杨先生，称他为&ldo;我们的导师&rdo;。

长之称他自己的文学批评理论为&ldo;感情的批评主义&rdo;。

我对理论一向不感兴趣，他这&ldo;感情的批评主义&rdo;是不是指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完全以主观印象为根据，我不得而知，一直到今天，我也是一点都不明白，有一位姓张的中文系同学，同我们都不大来往，与长之来往极密。

长之张皇&ldo;造名运动&rdo;，意思是尽快出名，这位张君也是一个自命&ldo;天才&rdo;的人，在这方面与长之极为投机。

对这种事情，我不置一词，但是他从图书馆借书出来，挖掉书中的藏书票，又用书来垫床腿，我则极为不满，而长之漠然置之，这却引起了我的反感。

我认为，这是损人利己的行为，是不道德的。

再扩大了，就会形成曹操主义：&ldo;宁要我负天下人，不要天下人负我。

&rdo;对一个文明社会来说，是完全要不得的。

我是不是故意危言耸听呢?我决无此意。

这位张君，我毕业后又见过一次面，以后就再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不知所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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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李长之（2）（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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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季先生在南口劳动。

那是一个政治活动多过学术活动的时代，知识分子在劳动中要不断地&ldo;洗澡&rdo;，才能使思想跟得上形势的发展。

时间已经到了1935年。

我在清华毕业后，在济南省立高中教过一年国文。

这一年考取了清华与德国的交换研究生。

我又回到北京办理出国手续，住在清华招待所里。

此时长之大概是由于转系的原因还没有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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