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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第1页）

北大同仁南撤后，一代史学大师孟森于1938年去世，身后没有像样的财产传给亲属，只有《清初三大疑案考实》等名著供后世学人追思纪念。

当年他发现的那张旧地图为日本人掠去&ldo;收藏研究&rdo;，从此再也没有面世。

9月3日，大批日军进驻北大第一院和灰楼新宿舍，于门口挂上了各分队、小队的日文牌号。

在如此严峻纷乱的局势中，郑天挺仍每天到校负责料理校产与未能脱身教授们的生活，直到10月18日，地方维持会将保管北京大学的布告挂在北大二院门口，郑天挺才和在平全体职员合摄一影，又于二院门前地方维持会的布告底下单独拍了一张小照，算是与他恪守的岗位作了最后告别。

11月17日，郑天挺与罗常培、陈雪屏、罗膺中、魏建功、邱椿、赵乃抟、周作人（南按

：经济系，非鲁迅之弟）、王霖之、周濯生、包尹辅等北大教授，最后一批离开沦陷的北平，转道南下长沙。

正如罗常培所说：&ldo;北平沦陷后的北大残局就这样暂时结束了！

&rdo;[12]

就在北平沦陷的7月29日下午，日军窜入北京城西北郊树木参天、荷花飘香的清华园进行骚扰。

随即又数次以参观为名，将窃取的大批珍贵图书、仪器设备用卡车装运出校园。

因梅贻琦在南京未归，局势越来越恶化，代理校务的叶企孙与陈岱孙等几位教授会商决定，尽快组织师生及其家属撤退，同时决定由校秘书处事务科长毕正宣与汪健君、施廷镛、陈传绪、傅任敢等五人留守，组成&ldo;清华大学保管委员会&rdo;，以保护校园与校产。

骄狂的日军见此情形，索性派遣牟田口等部队侵入学校公开搜查，强占部分校舍，劫掠校产，直至把&ldo;校产保管委员会&rdo;人员驱逐出校。

自此，&ldo;清华园内，遂不复有我人之足迹矣。

&rdo;[13]

据时为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冯友兰回忆：在炮火连天，北平危急，人心惊恐之际，除了逃难的人群，还有四处张罗准备男欢女爱，以成百年之好者。

此种做法虽与整个北方硝烟弥漫、家破国亡的氛围极不谐调，但那些痴男情女们却不管这些，由着自己的性子继续在情思的梦境中生活。

就在北平失守的这天，清华一位教员正在城中举行婚礼，特邀冯友兰主婚。

想不到当天晚上城门关闭，这对痴男怨女在清华园预备的新房已无法进入，只有坐看北平沦陷，扼腕叹息。

从北平沦陷到清华师生南迁的这段时间，整个清华园在一阵大乱过后渐渐沉寂下来，几乎成了真空。

冯友兰回忆说：&ldo;我们参加校务会议的这几个人，还住在清华，说的是要保护学校。

我在图书馆内对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说，中国一定会回来，要是等中国回来，这些书都散失了，那就不好，只要我人在清华一天，我们就要保护一天。

有一次，夜里我和吴有训在学校里走，一轮皓月当空，四周一点声音都没有，吴有训说：&lso;可怕，可怕，静得怕人！

&rso;。

&rdo;此情此景，使冯友兰想起了黄仲则的两句诗：&ldo;如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霄&rdo;，几近溘然泪下。

后来日本军队正式进入北京城，开始到处接管搜查，冯友兰等几个留守教授觉得在政权已经失掉，保管已经没有意义了，事实上是替日本保管，等他们来接收。

于是大家决定南迁，&ldo;南迁的人和留守的人，都痛哭而别。

&rdo;[14]

冯友兰与吴有训二人一起离平南下，到达郑州时，冯突然建议上馆子吃一顿黄河鲤鱼，因为这一别，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有机会先吃一顿再说。

正在这时，意外碰到了清华的同事熊佛西，于是三人一同去馆子吃了一顿黄河鲤鱼，算是了了一桩心愿。

当时熊佛西喜欢养狗，他面带忧戚地对冯、吴二人说：&ldo;北平有许多人都离开了，狗没法带，只好抛弃了。

那些狗，虽然被抛弃了，可是仍守在门口，不肯他去。

&rdo;冯听罢，满目凄然，道：&ldo;这就是所谓丧家之狗，我们都是丧家之狗呵！

&rdo;[15]

◎别了，北总布胡同三号

就在北大、清华、南开、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校师生纷纷南下西行之际，众多与这些学府无缘的知识分子在沦陷的北平茫然四顾，不知命运维系何处。

按照南京政府的迁移纲要，

鉴于时局危殆，政府资金短缺，除天津南开大学之外，整个华北地区包括燕京、辅仁在内的著名私立大学、私立文化科研机构，一概弃之不顾。

这些学校和机构是存是亡，是死是活，除了自己设法寻找门径求得一线生路，只有听天由命，看阎王爷以及身边手捧鬼录的助手们兴趣如何了。

此时，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所服务的中国营造学社，正是一所民办机构，自然属于中央政府&ldo;弃之不顾&rdo;之列。

尽管政府无力顾及，但梁思成和刘敦桢这两根支撑中国营造学社&ldo;宏大架构&rdo;的支柱，曾在7月16日于清华、北大潘光旦、查良钊等教授和文化名人致南京国民政府要求抗日公开呼吁书上签过自己的名字，且这批名单已被日本特务机关密切关注，他们自然不能留在已沦陷的北平。

在内外交困，险象环生的大混乱、大动荡的危难时刻，梁思成于匆忙中来到中山公园内营造学社总部，找老社长朱启钤和同仁商量对策。

商量的结果是：在如此混乱的局势下，中国营造学社已无法正常工作，只好宣布暂时解散，各奔前程，是死是活，各自保重。

老社长朱启钤因年老体衰不愿离开北平，学社的遗留工作以及学社未来的希望，都托付给梁思成负责。

此时令众人最担心和放心不下的是，学社同仁工作的成果‐‐大量的调查资料、测稿、图版及照相图片等如何处置。

为了不使这批珍贵文化资料落入日本侵略者之手，朱启钤、梁思成、刘敦桢等决定暂存入天津英租界英资银行地下仓库，&ldo;所定提取手续，由朱启钤、梁思成和一位林行规律师共同签字才行&rdo;，[16]三人缺一，不能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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