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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5章（第1页）

当时天水行营规定，对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封锁，在陕北榆林一线，由高双成、邓宝珊部负责；在宁夏一线，由马鸿逵、马鸿宾部负责；胡宗南部则担负封锁陕甘宁边区的正面：东起黄河西岸，经陕西省的秋林镇、宜川、洛川、宜君、铜官（今铜川）、耀县、口头镇、淳化、旬邑，接甘肃东部的宁县、西峰镇、镇原，入宁夏境，经固原、黑城镇，至同心城，北与马鸿逵部的封锁线衔接，总长达700余华里。

无疑，这是对中共陕甘宁边区最重要的一段封锁线。

筑起&ldo;防共长城&rdo;（3）

在建立军事封锁线的过程中，胡宗南根据当年&ldo;围剿&rdo;苏区时的办法，先根据地形绘制了军队布置图，以胡部正规军为骨干，各地方保安团队为辅，规定各部设防位置，修筑纵深五道的封锁沟墙与堡垒群。

封锁沟墙与碉堡群均须依照第十战区司令长官部石印的《碉堡构筑位置要图》修筑。

碉堡群位置多选择在便于发扬火力的高地上与交通要道附近；每群以一个母碉与几个子碉组成；碉堡形状，分四方形与五角形；母碉多系两层，设有重机枪与步枪射击孔，约容一排兵力防守；子碉有轻机枪与步枪射击孔，约容一班兵力防守；一个碉堡群一般可容一连兵力；碉堡与碉堡之间用交通壕联系，壕上加掩盖；碉堡外围面向边区一方，设有外壕、鹿砦、地雷，外壕上设置吊桥。

这样，通往陕甘宁边区的一切交通要道都被封锁线控扼。

胡宗南在陕西三原与甘肃庆阳分设两个军事封锁指挥部。

褚静亚（时任胡部第十六军参谋长）：《蒋军第十六军对陕甘宁边区设置障碍封锁的经过》，刊《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

第二，配合陕、甘地方行政系统，对陕甘宁边区实行政治、经济封锁与文化渗透。

胡宗南利用军事封锁线割裂开国统区与陕甘宁边区的联系，检查与阻挠双方人员的往来，扣留与逮捕投奔边区的全国各地青年与边区进出人员，限制与扣阻各种军用与民用物资进入陕甘宁边区；在这同时，他又力促与配合陕、甘地方行政系统，在各地建立严密的保甲组织，编组地方武装，建立军民统一、全面动员的指挥体制等；在与陕甘宁边区接壤的关键地区，如关中北面的黄龙山区，则设立一种特殊的党政军一元化的行政机构，称&ldo;黄龙山设置局&rdo;，以加强对国统区人民的控制，配合胡部军队的军事封锁线，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全面封锁。

胡宗南为加强他个人对陕、甘地方行政的控制与影响，在抗战期间，先后调派与推荐自己的亲信干部到陕、甘地方行政上担任要职，如以梁干桥任耀县地区专员，蒋坚忍任大荔地区专员，赵寓心任彬州地区专员，傅云任榆林地区专员，胡受谦任天水地区专员，胡公冕任岷县地区专员，赵龙文任甘肃省民政厅长等。

同时，胡宗南对陕、甘两省地方上的国民党党政骨干分子，如彭昭贤、李犹龙等，加意拉拢，终为胡所用。

1940年10月间，胡宗南报经重庆军委会同意，在西安正式成立了&ldo;陕西省军队组训民众动员总指挥部&rdo;，作为陕省组训民众的最高领导机构，以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兼总指挥，但蒋从不过问，胡宗南以驻军首长身份兼任副总指挥，实际主持之，胡宗南之下，陶峙岳任参谋长，彭昭贤任副参谋长，梁干桥任参谋处长，蒋坚忍任组训组长，唐奇任总务处长。

后来在其下设两个区指挥部：一个是商、同区指挥部，以第一军军长李铁军任总指挥；另一个是彬、洛区指挥部，以第十六军军长董钊任总指挥。

&ldo;战干四团&rdo;的大批学生被派遣到各地任乡、保长与指导员。

胡宗南通过这个组织庞大的机构，更公开地与更大量地插手、干预地方行政工作，任免地方行政人员，从乡、保长直至县长，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对陕、甘地方行政的控制。

参见沈云龙等：《征战西北--陕西省主席熊斌访问记录》，刊（台北）《口述历史》总第2期。

筑起&ldo;防共长城&rdo;（4）

为了与中共的宣传活动相对抗，胡宗南与陕西省当局以西安为中心，创办各种报纸刊物，重要的有《西北文化日报》《抗战与文化》《文化导报》等，编印多种反共书籍，如《延安归来》《延安剪影》《延安实况》等，进行反共宣传。

对一些叛变中共的理论家，如叶青（任卓宣）、柳宁、刘一宇（刘仁静）、丁逢白、张涤非等，胡宗南将他们迎养在西安，让他们写文章，办刊物，专门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进行批判。

第三，在1939年底，侵犯&ldo;囊形地带&rdo;，参与发动了第一次国共军事摩擦高潮。

在胡宗南部对陕甘宁边区的千里封锁线上，在陕、甘交界处的淳化、旬邑、正宁、宁县、镇原五县地区，形成了一块向南突出的地带--陕甘宁边区的关中分区。

胡宗南及其部属习惯地称这块地带为&ldo;囊形地带&rdo;。

这块地带一直使胡宗南坐卧不安。

因为在胡看来，这块地带的五县不属行政院划定的陕甘宁特区政府管辖范围，为中共非法霸占；更为重要的是，这块囊形地带位于洛川侧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