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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1章（第1页）

对秘鲁的征服、在中美洲以及沿太平洋海岸的西班牙控制地域和定居点的逐步增加使地峡很快具有了一种重要性，由此能够明显地体味到美国获得加利福尼亚以及沿着太平洋海岸进行扩展对于地峡进而有着数一数二的政治意义和作用。

当时，绕过合恩角的航道漫长和充满艰辛----古今皆是如此----促使人们希望获得一些更短、更少险阻的路线。

尽管陆上运输有着装货、卸货方面的麻烦，但在蒸汽时代到来之前，它还是一个相对较好的替代办法，今天在一定程度上仍是这样。

于是，地峡及其邻近地区在当时就成为了一个主要的商业中心。

许多航线在这里分合；东方和西方在这里相交流，有时十分友好，但常见的则是对抗与冲突。

这样，哥伦布的想法只是部分地、很不彻底地得以实现。

经过了诸多的波折起伏。

这种构想依旧处于只被部分地、不彻底地实现的状态，尽管后来的岁月已将其大大地拓展。

海峡之谜仍是问题的关键和人们的怨艾所在。

不论出于什么原因，上述商业中心的所在地一直是吸引着人们的普遍兴趣的焦点。

至少对于那些无论是否直接地介入商业活动之中，但均与贸易变迁所导致的影响广泛的利弊有着利害关系的民族来说是如此。

不过，富有进取心的商业国家不会仅仅消极地接受那些不利的影响。

那些造就了它们的特性，使它们必然期望把那些关键地区置于控制之下。

掌握了它们，就象掌握了军事上的要点，可以对贸易路线、进而对不仅关系到单纯的生存，而且关系到财富和繁荣的增长----这左右着国家的福祉与尊严----的斗争施以举足轻重的影响。

结果，在每一个时代的特殊习性和情势中，都可以看到控制欲的流露；有时它潜存于一种仅具戒心的态度之中；有时则受国家思虑的驱使，化为实际的行动，并散溢于外交争斗或敌对的碰撞之中。

顺理成章地，自从中美洲地峡被看成是如果不受消极的阻碍，东西方间的交往之流就必然会倾移至此的天然的中心之时起，它的历史就是围绕着控制权进行角逐的历史。

自然条件清楚地显示这个地区位于上述交流最少受阻碍的方向上。

而且，从较早的时候直至最近，该地区的一般特点中所固有的因素与偶然随机的因素的汇聚更突出和加强了这块两大海洋之间的屏障基于其地理位置和自然形态之上的重要性。

在几个世纪中，围绕着加勒比海并拱卫着朝向地峡的外部通道的西印度群岛曾一直是日益变得对欧洲的文明国家必不可少的热带产品的最大的、唯一的来源。

在英国和拿破仑一世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这是一场仅仅为了生存的斗争期间，英国正是以对西印度群岛和地峡两边的大陆地区的控制为其商业找到了主要的支撑。

单是这点就使英国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因此，地峡和加勒比地区是决定那场严酷冲突的结果的关键因素。

另外，在几个世纪中，庞大但衰颓的西班牙军事王国的有力作为所依赖的墨西哥和秘鲁的财富首先被送到地峡集中并和来自菲律宾群岛的贡物汇合，再被装在大帆船里运至伊比里亚半岛上的港口。

当上述对于欧洲政治有着如此决定性影响的因素处于非常状态时，相互竞争的国家无论在和平时期还是在公开的战争状态中都会不可避免地跃跃欲试，一展鸿图；而从未平息的围绕主宰权的斗争是随着对水域的控制而跌宕起伏的。

在任何一处海洋上，这种控制必然是主要取决于海军方面的优势，但也部分地取决于对于那些关键要点的掌握。

在这个方面，拿破仑曾说&ldo;战争是一项围绕要点的活动&rdo;。

地峡就是这些要点中最重要的一个。

所以，早期掠夺者的肆意进取和血腥味的残酷不仅仅是毫无悲悯之心的贪欲的冷酷体现----这种体现也显露了刚刚从野蛮状态脱胎而出的那些国家身上的糟粕。

这些人无疑体现了这点，但他们还有着其他的意义。

在历史的演进之中，早期的劫掠者扮演了和作为其后继者的、粗俗和无法无天的冒险者同样的作用。

后者在今天作为无情推进的文明人的先驱，蜂拥而入各个地区，占据了各个前哨阵地，并使由他们作为前导的种族的良好声誉因其过度的行为而受沾染。

不过，尽管这些人给他们的群体带来了污浊和可指责之处，他们还是其中的一部，还具有着其本质的特性并预定了其无法避免的前进方向。

浮木被湍流之顶席卷而前，他们就象征了欲来之潮。

西班牙大陆殖民地上的那些著名的劫掠者即是如此。

他们属于同一类人，尽管各自的秉性高低、眼界大小、甚至目标的崇高程度极为不同。

他们的劫掠活动不仅将他们所盘剥地带的财富展露于人，也证明了财富的获得实际上取决于其所据之点的商业和战略重要性。

腐尸躺在那儿，目光犀利的鹰鹫和一般的食腐性鸟儿都齐聚于它的身旁。

两个世纪以前的一位雇佣军首领曾说道：&ldo;格林纳达的腐化而尽在我看来是不可能的事，只要人们知道有着尼加拉瓜湖以及依赖于它的北方和南方海域之间的航线。

&rdo;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某种自然选择的作用下，围绕着主宰权的斗争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不列颠群岛上的人民的日益加强的支配地位。

在他们身上，商业开拓精神和政治特性如此美妙地揉合到了一起。

他们的权力和影响的扩展得益于当时的没有什么法则可言的状态，它使一个国家能够放开手脚地发挥固有的才华；而我们今天的大量明确的习惯、制度和国际法就施加了某些约束。

尽管这些东西令人高兴地与一个政治体系的保持与正常运转相适应；但是，不管它们如何地得当，它们在本质上还是人为的，因此也就不会适用于一种过渡状态，一个这样的时期：秩序脱胎于纷乱，一种结局持久与否实际上对应于自然力量能在多大的自由程度上被允许发挥作用并在不受外界干预的情况下达致自身的平衡。

这样的时期不仅仅是早期的没有什么法度的岁月；每当国家的所作所为引发了危机时，每当古老的传统、公认的信条或成文的规定部分地或完全地沦为失效时，每当一个民族认识到先辈的政治头脑对自身的扩张所设定的限度不再适用于自身及世界的变化的时刻已经到来时，它会再次出现。

所以，存在的问题不是是否应尊奉既定的安排，而是如何及时地修正它以使某个民族的天分和复苏的才智在不违背最终决定着国家的稳定的基本法则的情形下得以自由的施展。

我国当前的报刊杂志表现出的一个引人注意的特点是，过去一代的坚定信条对于我们的信仰的不幸束缚一眼可见；与此同时，同样古旧的、对于我们现实的发展趋向置若罔闻的政治教条则被随意祭起以阻碍这个国家向它广泛濒临的海洋及其彼岸的世界伸展其力量，进行必要的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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