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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5章（第1页）

周子兮会意，这是要她事先摸清楚法官脾气的意思。

她忽然觉得，这位吴先生虽然看似避世，但对这几年租界法院的变化其实非常了解，而这种了解恐怕也不是像她这样随随便便跑去听两堂庭审就能得来的。

她还想再请教，吴予培却有事又要出去，只能等着下一回有功夫碰上再讲。

转头又想起一件要紧事，她追到事务所门口央求：&ldo;我这案子怎么来的，您可别告诉唐竞&ldo;怎么了?&rdo;吴予培不解。

周子兮笑答：&ldo;他只想我跟着您做些四平八稳的案子。

要是让他知道我坐在特二法院旁边的茶馆里兜生意，大概觉得脸都被我丢光了。

&rdo;吴予培怔了怔，似是有话要讲，但最后还是笑着点了头。

隔了几日，案子再次开庭。

主审推事姓卢，年纪不算大，儒雅的一个人。

书记官与巡捕房律师各自就位，周子兮头一遭坐在辩护律师席位上。

她自觉准备充分，也不是没见识过法庭，但此刻真的身在其中，那感觉又着实不同。

庭审开始，书记官报告案由，推事问被告姓名、籍贯、年龄、住址与职业，巡捕房律师陈述起诉要旨。

轮到周子兮讲话，她站起来咳嗽一声，看一眼面前的笔记，又抬头去看推事，自己都不知道是真紧张还是假紧张。

对面捕房律师笑了笑，带着些许不屑。

周子兮像是被他影响，又清了一次嗓子，而后道歉：&ldo;对不起，我这是第一次&ldo;不要紧，慢慢来，&rdo;卢推事倒是安慰了她一句，&ldo;这案子简单清楚，非常适合新手试水。

你只需按着自己准备的，不用着急周子兮赶紧谢过，这才开始读辩护状，头虽然低着，但庭上几个人的表情都已在她眼中。

她开宗明义，说要替魏祝氏做无罪辩护，口才风度都只能算是不功不过。

烟毒案件的预审走的是快速程序，不涉及人证，再次开庭正式审理，却是传了缉毒组的包打听到庭作证。

包打听回答捕房律师的提问，将拘捕魏祝氏的经过又陈述了2112

遍。

与魏学林的说法不同，包打听说是魏祝氏主动向三光马仔兜售鸦片，被埋伏在旁的便衣探员人赃并获。

轮到周子兮，她问包打听：&ldo;三光马仔是什么?&rdo;&ldo;就是华捕的眼目。

&rdo;包打听回答，上下打量她一番，又转头与捕房律师相视一笑，那点不屑已掩饰不住。

旁听席上亦起了几声笑，大约都没见过这样的女律师，年纪轻轻，什么都不懂。

卢推事蹙眉，敲了敲法槌，惊得魏学林一跳。

他四下张望，一脸忧虑，心里多半在想，便宜果然是没有好货的。

周子兮却知道这槌声不是冲着她来的。

包探大多江湖出身，而她早做了功课，知道这位卢推事最看不惯这种街头做派。

&ldo;此处是法庭，&rdo;她提醒那包打听，&ldo;法官大人坐在上面，您作为执法探员，请务必使用符合规范之语言。

&rdo;包打听对她本就态度轻慢，此时听她这么讲，更觉得是胡搅蛮缠，只是看在推事面上才点头认了，无奈平日说惯了切口，一旦改正简直话都不会讲。

&ldo;由缉毒组便服外勤主持，其眼目协助侦破。

&rdo;倒是周子兮帮了他一把。

&ldo;没错，&rdo;包打听顺水推舟说下去，&ldo;由缉毒组便服外勤主持，其眼目协助侦破。

&rdo;&ldo;所以这眼目是在哪里遇到的魏祝氏?&rdo;周子兮忽然问。

&ldo;如口供上所写，是在弄堂口，&rdo;包打听十分肯定，&ldo;魏祝氏向过路人兜售烟土，人赃并获。

&rdo;周子兮并不反驳，适时请上被告这边的证人个与魏氏母子住前后楼的邻居。

邻居陈述魏祝氏被捕之前是在天井里洗衣服，三光马仔找上门来，说是魏学林的朋友，听说魏在楼上睡觉，便问有没有多余的烟土，他愿意出钱购买。

魏祝氏犹豫，怕儿子知道了怪罪她。

三光马仔便约她在同堂口见面交易。

魏祝氏这才拿了家中的烟土出门，刚出家门就被抓了。

那邻居是个排字工人，读过些书，话讲得清楚明白。

两相比较，更显得包打听的证词有问题捕房律师看不下去，插了一句：&ldo;周律师恐怕不知道，烟毒案件较其他犯罪不同，自万国禁烟会之后，此种特情侦查手段即广为使用。

要是连这也有异议，恐怕第第二特院所有的烟毒案子都要翻案了。

&ldo;我对缉毒组使用诱惑侦查的手段没有异议，&rdo;周子兮看着他回答，&ldo;但诱惑侦查又可细分为三种，犯意引诱，数量引诱与机会引诱。

本案显然为犯意引诱，您没有异议吧?&rdo;捕房律师功课做得不够，愣了愣才意识到不对，坚称魏祝氏早有犯罪意图，缉毒组的此次行动只是为她提供了一个机会，并非促使原本清白者犯罪。

两人由此好一番唇枪舌剑，争论犯罪构成要件的主观说与客观说。

周子兮从诱惑侦查之法理入手，认为关键在于被诱捕者的主观意愿。

如果警方仅是提供机会给原本有犯意的人，即属于合法使用诱惑侦査范畴。

如果被诱捕者本无犯罪的意图或倾向，其罪行完全由执法人员诱使而形成，则应视作警察圈套，同未成年、精神疾病、紧急避险以及正当防卫样，可作为无罪辩护之理由。

民国虽尚无判例，但控方既然援引万国禁毒会的规章作为使用诱捕手段的依据，那不妨也参考下禁毒会发起国的判例，比如美国最高法院1932年索里尔斯售烈性酒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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