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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第1页）

其次，当时的中国只有&ldo;天下&rdo;观而不曾有&ldo;世界&rdo;观。

明成祖在南京天妃宫碑上勒石留世的诗中这样写道：视天下兮福苍生，民安乐兮神悠宁，海波不兴天下平，于千万世休养声。

这里的&ldo;天下&rdo;，既指明朝的两京十三布政司，也包括中国四周的&ldo;外夷&rdo;。

明朝统治者对外并无平等的国家观念，而是实行一种怀柔政策，以&ldo;天朝上国&rdo;之君主自居，通过&ldo;宣德化而柔远人&rdo;的方式，让一些国家前来&ldo;朝贡&rdo;，表示对中国的&ldo;臣服&rdo;，以满足&ldo;惟我独尊&rdo;的虚荣心。

尽管下西洋是一种政治行动，为此在经济上作一些必要的牺牲本无可非议。

但这种怀柔政策，以中国在经济上吃亏。

而在政治上得到虚名来实现的。

&ldo;厚往薄来&rdo;，从不计较海外诸国贡物的好坏多寡，回礼一律从丰，以奖励他们远来中华的诚心。

郑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在于扩大政治影响，而不在于发展海外贸易，故出使期间所进行的贸易，都被限制在&ldo;朝贡贸易&rdo;的范围之内。

许多国家在朝贡的名义下与中国做着发财的生意，这种千载难逢的机会，使得外国使节们以空前的规模从各个地方带着贡品来到中国。

虽然熙来攘往，煞是热闹，但这种朝贡贸易，对于中国而言只有政治意义，而无经济价值，反而成为国家财政的一个沉重包袱。

早在永乐年间，明朝政府就已经深深地感到朝贡贸易是一项重大的经济负担，郑和下西洋招来的一批又一批的使节，使得赏赐开支应付不暇。

据统计，永乐年间，每年来贡的外国使团平均有7个。

在六下西洋回朝时，竟出现了16国派遣使臣1200人同时来朝的局面，这确实是旷古未有的&ldo;盛事&rdo;。

不过，在统治者为此心花怒放的同时，由此颁发的赏赐品之耗费，显然也是空前的。

就这样，朝贡贸易的规模越大，明政府的开支就越多；前来朝贡的次数越多，明朝财政的亏损就越大。

长此以往，必然会导致国库枯竭、财政短绌。

很明显，这种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的做法，一旦国力衰落，自然便难以为继。

故而明代中叶以后，便再也无法派人出使西洋。

其实，对于下西洋，朝廷中一直就存在着反对意见。

永乐末年，当年曾支持下西洋的袁忠彻就曾&ldo;谏取宝之非&rdo;。

永乐十九年（1421年）四月，北京皇宫三大殿遭回禄之灾，明成祖&ldo;诏求直言&rdo;，翰林院侍读李时勉等极言下西洋之弊。

成祖虽龙颜不悦，但还是下令暂行停止下西洋的举措。

此后，对下西洋的非议日渐增多。

成祖死后，即位的明仁宗即从原户部尚书夏元吉之言，下诏：&ldo;下西洋诸番等国宝船悉皆停止。

&rdo;直到6年后，宣德皇帝才组织了第七次下西洋。

以后，以王景弘为首又进行了一次远航。

此次远航仅至苏门答腊而返，其规模自然已不能与此前的郑和七下西洋相提并论。

成化十一年（1475年）冬十月，宪宗皇帝一时心血来潮，下诏查阅西洋水程档案，大有重差宝船下西洋的雄心，但遭到兵部车驾主事刘大夏的反对。

他指出：&ldo;三保太监下西洋，花费了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亡数以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这只是一大弊政，作为大臣应当切谏，所以旧案虽存，也应毁掉，以彻底根除祸患。

&rdo;于是，郑和下西洋的档案记录，便被刘大夏所烧毁。

最后，郑和七下西洋，规模最大的一次是由27万余人、二百多艘船只组成的庞大船队，其船舶技术之先进，航程之长，船只吨位之大，航海人员之众，组织配备之严密，航海技术之先进，影响之巨，在当时的世界上，都是罕有其匹的。

正如前文所指出的那样，他们的航海成就显然丝毫不比西方人逊色，甚至在航海时间、船队的规模以及航海技术诸方面，均是哥伦布等人的航海活动所望尘莫及的。

然而，我们应当看到，郑和远航与西方人开辟新航路的结局，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后果。

郑和下西洋的航海活动虽然声势浩大，但明成祖和郑和死后不久，中国船队便绝迹于印度洋和阿拉伯海，中国的航海事业突然中断了，这使得中国与西洋各国业已创建起来的联系戛然而止。

从此，中国人传统的海外贸易市场逐渐被欧洲人所占据，并最终退出了正在酝酿形成中的世界性市场。

相反，哥伦布和达&iddot;伽马开辟新航路后，在西欧激起了远洋航海的热潮。

在中国，作为国家的政治任务，郑和下西洋对于中国经济的刺激作用微乎其微。

而在西方，东方的商品和航海贸易的利润直接加速了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

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从而揭开了资本原始积累的序幕。

从这一点上看，哥伦布等人的航海活动，对于西欧乃至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是先前的郑和下西洋所无法比拟的。

在郑和下西洋之前，中国经济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结构的转型，已出现了符合世界历史潮流的新趋向。

然而，随着郑和下西洋活动的终止，中国政府将自己与当时正在形成中的世界市场隔绝开来。

而新航路的开辟为西欧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使欧洲商路和贸易中心从地中海区域转移到大西洋沿岸，欧洲人在海外广阔的领域里创建了众多的殖民地，从而为西欧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创造了条件。

大量的黄金、白银流入欧洲，引起了&ldo;价格革命&rdo;‐‐金银贬价，物价上涨。

而&ldo;价格革命&rdo;则是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因素之一，它加速了西欧封建制度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

从这一点上来看，我们对于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意义，应有恰如其分的估价。

于谦的悲剧古语有云：&ldo;忠臣不事二主。

&rdo;但如果一位智勇双全的大臣发现他所尊奉的是一个不辨忠奸的昏君，他就会陷入难以抉择的两难境地。

在国难当头之际，于谦作出了坚定的选择，由此保全了大明王朝的江山社稷，而等待于谦的又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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