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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章（第1页）

与这种思想领域僵化浑沌、令人窒息的状况相对应，明代中期在&ldo;弘治中兴&rdo;后，由政治腐朽引发的社会政治危机日益严重。

明孝宗朱祐樘是明代历史上声誉颇佳的一位帝王，他在位18年，史称&ldo;弘治中兴&rdo;。

他比较有效地遏制了正统、成化以来宦官权力膨胀的势头，广开言路，励精图治，明显缓和了社会矛盾，使大明王朝在开国百余年后出现了&ldo;朝序清宁、民物康阜&rdo;的安定局面。

这种政绩的取得实属不易。

明孝宗由此赢得了诸多赞誉之词，后人甚至将他与汉文帝、宋仁宗相提并论。

弘治十八年（1505年），孝宗病故，15岁的皇太子朱厚照即位。

他就是明武宗。

因年号为正德，故又称为正德皇帝。

这位正德皇帝的所作所为与乃父相比，有霄壤之别。

他不仅将孝宗时期种种兴革的举措废止殆尽，而且醉心逸乐，不理朝政，宦官专权成积重难返、尾大不掉之势。

当时京师民谣云：&ldo;一为坐皇帝，一为立皇帝。

&rdo;坐皇帝即为高坐于金銮殿上的明武宗，而立皇帝就是指当朝大太监刘瑾。

武宗即位不久，深受宠信的刘瑾即驱走朝中老臣，开始独揽大权，威福任情。

朝中大臣惧怕他的权势，谒见时相率跪拜。

刘瑾操纵的特务组织&ldo;厂卫&rdo;人员更是骄横跋扈，妄行无忌。

另外，刘瑾还利用各种名目搜刮民财，大兴土木，天下黎民怨气冲天，一次又一次的地方性农民暴动接连发生，统治阶级内部也出现严重的内讧局面。

面对这种&ldo;山雨欲来风满楼&rdo;的状况，稍为清醒的士大夫们陷入了深深的苦闷与忧虑之中，内心充满了危机感。

他们中的一些人殚精竭虑地寻找挽救社会危机的出路，王守仁就是其中声名卓著的一位。

王守仁曾惊叹道：&ldo;今天下波颓风靡，为日已久，何异于病革临绝之时？&rdo;显然，他把当时危机四伏的明王朝比喻为行将就木、病入膏肓之人。

他认为，王朝政治危机产生的根源，主要是天下士风的萎靡不振与学术思想领域的浑浑噩噩。

他明确指出：&ldo;夫天下之不治，由于士风之衰薄，而士风之衰薄，由于学术之不明。

&rdo;那些日日空谈程朱之学的士大夫其实并不了解学术之真谛，因此欲求天下之治，必先在思想领域上正本清源，抛开陈腐的程朱之学，创建起符合时代需要的崭新之思想体系。

为此，王守仁进行了成功的探索，&ldo;阳明心学&rdo;正是这种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针对朱熹有关&ldo;天理&rdo;亘古不变的观点，王守仁强调&ldo;心外无理&rdo;、&ldo;心之本体无所不该&rdo;。

他主张万物之理与吾心具有同一性，不可截然分开。

研究者常常根据这些言论，轻易地将他的主张划入主观唯心主义哲学的范畴，这不免过于简单化了。

程朱理学所宣扬的&ldo;天理&rdo;并非单指物质世界的客观规律，而更主要的是以封建伦理道德体系为核心，即所谓&ldo;礼字即理字&rdo;。

&ldo;存天理，去人欲&rdo;就是要人人恪守封建道德伦常，不能以己意去辨别与认识。

王守仁提出&ldo;心外无理&rdo;，就是将&ldo;心&rdo;即人的主观认识能力加以强调。

任何理念必须由人主观去思考探索，才能真正被理解与接受，没有经过主观认知的&ldo;天理&rdo;只是僵死而空洞之物。

这种&ldo;心&rdo;与&ldo;理&rdo;不可分割的观点可谓当头棒喝，对瓦解程朱理论体系起到了釜底抽薪的作用。

然而，各人的认知能力是不一样的，尤其是在对社会伦理道德思想的理解和诠释上，于是王守仁又提出&ldo;致良知&rdo;的学说，他认为人人都有良知，他解释道：&ldo;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

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悌，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这便是良知。

&rdo;这乍一听起来，似乎有浓厚的先验主义的味道，其实这种观点，首先是承认了个人不仅具有认识世界的能力，而且具备评判分析、独立掌握&ldo;天理&rdo;的主观条件，有了这一主观条件，便可以掌握与拥有&ldo;天理&rdo;。

王守仁进一步阐述：&ldo;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

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

&rdo;可见，王守仁&ldo;心学&rdo;创立的本身就是创建在对程朱理学的否认之上，强调在对&ldo;天理&rdo;的认识与掌握上人人平等，这无疑是一缕振奋人心的解放思想的春风，因而引起当时学者们的强烈反响。

其影响极为深远，王守仁本人也因此获得了崇高的声望。

明代中期以后，&ldo;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rdo;。

明末东林党领袖顾宪成评价道：&ldo;正（德）、嘉（靖）以后，天下尊王子（即王守仁）也，甚于尊孔子。

&rdo;

王守仁哲学思想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ldo;知行合一&rdo;的学说。

朱熹主张&ldo;知先行后&rdo;，后世士大夫阶层却逐渐形成知而不行的风气，这在明代中叶以后更是具有代表性。

王守仁曾批评道：&ldo;近世学者将&lso;认知&rso;与&lso;行事&rso;分成两码事，强调必须首先弄清欲行之事，然后才能付诸实施，结果导致终生一事不行。

&rdo;&ldo;学者不脚踏实地地解决实际问题，而牵制纠缠于言语的论辩之间，只能走向空洞虚无的迷途。

&rdo;因此，王守仁提倡&ldo;知行合一&rdo;，呼吁他的&ldo;同志&rdo;着手解决面前的社会问题。

这才是王守仁创立新的哲学体系的最终落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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