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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章（第1页）

嘉靖六年（1527年），广西地区发生大规模的部族武装暴动，官军前往镇压，屡屡败绩，这促使朝中掌权者想起了能干的王守仁。

于是世宗下诏令他以原官兼左都御史，总督两广兼巡抚。

王守仁奉命起程赶至广西后，在处置方略上与内阁大臣发生分歧。

内阁主用兵，守仁主招抚。

世宗对此则模棱两可。

王守仁以较少的兵力很快平息了事端，并扬言撤兵，暗中向大藤峡地区进军。

大藤峡为大批瑶、壮族人民聚集地区，当地百姓为摆脱明朝官府的压迫而进行武装反抗，坚持斗争长达数十年。

王守仁发起突然袭击，起义民众猝不及防，陷入重重包围之中，王守仁即命官军进行了野蛮的屠杀，尸横遍野，腥臭熏天。

王守仁立即向世宗上疏奏捷。

世宗得知消息自然大为高兴，传令内阁诸臣讨论如何封赏王守仁。

首辅杨一清本与王守仁过从甚密，但因王氏门人上疏诋毁杨一清，有意让王守仁进入内阁，杨一清自然怀恨在心，因而在世宗询问时缄口不言。

阁臣桂萼则因在镇压方略上与王守仁意见不和，又眼红王守仁的战绩，不仅不称王氏之功，反而抨击王守仁征剿不力，擅自行动。

就这样，对王守仁的封赏又一次不了了之。

在完成这一&ldo;事功&rdo;后，王守仁身染沉疴，一病不起。

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王守仁似乎用自己的行动表现了对朝廷的绝望与抗议。

他上疏请求退休，并在没有得到朝廷答复的情况下，自做主张离开驻地，踏上归乡之路。

刚行至江西南安时，王守仁便含恨离开了人世，终年57岁。

王守仁死后，朝中大臣并没有放过他。

桂萼上疏弹劾他擅离职守，世宗震怒，令阁臣提出处罚方案。

桂萼等人便毫不客气地对王守仁的一生进行了全盘否定。

桂萼指出王守仁&ldo;事不师古，言不称师&rdo;，标新立异，贬抑朱熹之学。

&ldo;号召门徒，互相倡和&rdo;，&ldo;传习转讹，背谬弥甚&rdo;。

鉴于王守仁还有一些功劳，桂萼等人建议&ldo;从轻&rdo;处置，&ldo;追夺伯爵以章大信，禁邪说以正人心&rdo;。

对此，世宗表示完全赞同。

平心而论，王守仁，一位进士出身的文官，为明王朝社稷的安危，投身于戎马倥偬的征战生涯，为挽救严重的社会危机呕心沥血，死而后已，可以说是&ldo;忠心可鉴&rdo;，&ldo;劳苦功高&rdo;，但他却以抱憾终身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在战场上号称&ldo;神算&rdo;的王守仁之所以无力摆脱自己的悲剧命运，显然与他本人的思想与行动的严重矛盾分不开。

王阳明有句名言：&ldo;夫学贵得之于心。

求之于吾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

&rdo;如此振聋发聩的宣言代表了王守仁对儒家传统思想的大胆怀疑、勇于批判的叛逆精神，这种叛逆的精神正是王守仁能够在哲学思想上独辟蹊径、别开生面的关键所在。

然而我们看到，王守仁在现实政治中的态度却是相当保守的。

当年因反对刘瑾而被远谪龙场驿，王守仁从这一痛苦的经历中充分汲取了教训。

重返政界的他变得精明圆熟有余。

而果敢认真不足，他在复杂的官场上注重策略，巧妙周旋。

他不再对时政发表措词激烈的抨击，只是力求兢兢业业地恪尽职守。

他看到了当时社会上存在的种种矛盾与冲突，心中不免充满焦虑，但却不愿也无力触及造成这种危机与冲突的根本症结。

作为一个抱负远大的学者，王守仁不愿放弃自己对社会的责任，殚精竭虑地为拯救社会危机而操劳。

他也是一位功名心极重的传统士大夫，令执政者惊恐不安的农民武装暴动，却为王守仁提供了施展自己才能的绝好机会。

在这些征战中，他的确表现出相当出色的政治军事才能，在应付各类事变中显得得心应手，游刃有余。

但限于政治上的保守态度，王守仁将毕生的精力都致力于为大明帝国‐‐这座千疮百孔的大厦的修补漏洞的工作，所以其结果只能是补了东墙西墙倒，顾此失彼，最后魂断异乡亦难逃倾轧。

王守仁在学术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赢得了极高的声誉，甚至得到了与圣人相埒的尊崇，这在明代历史上是罕见的。

然而，深孚众望的王守仁却不懂得韬光养晦，四处兴建书院，广收门人，特喜讲学。

再加上他那尽人皆知的&ldo;赫赫战功&rdo;，似乎在他头上笼罩上了一层神秘的光环，这就引起了包括皇帝在内的官僚集团的嫉妒与敌视，从而使王守仁在政坛上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这一点，连他本人也十分清楚。

他曾与友人讲到自己&ldo;身罹谗构，危疑汹汹，不保朝夕&rdo;的凄苦处境。

最后，王守仁抱憾而去，他奔波辛苦的一生能挽救明王朝日趋衰弊的历史命运吗？他取得的一个又一个&ldo;胜利&rdo;，为他本人及大明王朝又带来了什么呢？厂卫制度明代特务统治可谓臭名昭著，其机构便是令人闻之变的&ldo;厂卫&rdo;。

它犹如附着在大明王朝肌体上的一个可怕的毒瘤，拼命吞噬着健康的细胞。

明王朝由此病入膏肓，不可救药。

明太祖朱元璋即位之初，喜欢与左右近臣谈论古今君王待臣之道，太史令刘基（伯温）上言道：上古时期，公卿大夫触犯刑律，君主只是赐予他宝剑，劝其闭门自裁，未曾轻易加以污辱。

这种做法主要是为了维护士大夫的尊严。

侍读学士詹同也将《大戴礼记》与西汉名臣贾谊论君臣之道的奏疏进呈朱元璋，并委婉进言道：古时&ldo;刑不上大夫&rdo;，并不是说士大夫有罪不罚，而是不欲折辱士大夫，以激励民间养成行己有耻的风气，惟有如此，方能显出君王宽宏大度的恩德。

对此，朱元璋深表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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