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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第1页）

“所以说，就算黄帝君临天下的时候，也有蚩尤作乱；就算尧帝为君的时候，也有丛枝、宗、脍、胥敖作乱（这也是《庄子》讲过的故事）。

黄帝和尧帝可都不是好事之徒，但国还是要伐，兵还是要用，显然不可能真的以虚静之道治理天下。

庄子想以虚静之道拯救乱世之患，却根本做不到，也就只好独立于寥廓之野，以求全身保命、悠然自得罢了，他那套想法哪可能施之于天下呢。

“但《庄子》这部书在后世确实大大的流行过。

晋人从《庄子》发展出轰轰烈烈的玄学，但这于应对北方胡羯势力迫在眉睫的威胁一点用处都没有；唐代把本属子书的《庄子》尊为经书，经书本该有经世治国之用，但它对安史之乱可有丝毫正面的贡献么？要说这部书的价值么，也就是帮君王清一清淫侈之心，帮小人物们看淡一些利益之争罢了。

“但《庄子》这书文采奇绝，所以才使郭君爱玩不已，于是编撰了这部《庄子集释》，费了许多的笔墨。

假如庄子本人看到这部书，一定会说‘这都是我的糟粕’吧。

尽管如此，若没有了这些糟粕，又怎能让我们欣赏到古人的文章之美呢？郭君这部书当属副墨之子，读者们则要算是洛诵之孙了。

（“副墨之子”

和“洛诵之孙”

是《庄子·内篇·大宗师》里边的比喻，副墨指文字，洛诵指诵读，大意是说“道”

的传授经过了很多个层次的信息减损，最后有人吟咏诵读之，又有人把吟咏诵读的内容笔之于文字，所以文字所表述的“道”

距离真正的那个“道”

已经很远很远了。

王先谦这里部分地只从字面意义来使用这两个比喻之辞，《庄子》原文里的洛诵之孙排在副墨之子之前。

）”

王先谦就这样感时伤世了一番，把庄子狠狠地讥讽了一番，把郭庆藩这部新书的价值温和地贬低了一番，然后全文结束，落款是：“光绪二十年岁次甲午冬十二月，长沙愚弟王先谦谨撰。”

——只要略略熟悉近代史的读者就能够从这个落款当中一下子看到问题，不错，“光绪二十年岁次甲午”

，这就是甲午战争发生的那年，公元1894年。

王先谦序言开头所谓的“东夷之乱”

，说的就是日本发动的一连串的战争。

觉察了这个特定的时代背景，我们也就很容易理解王先谦为什么会写出这样一篇反常的序言了。

在光绪二十年的几乎所有的传统知识分子看来，这世界实在发生了有史以来最天翻地覆、最跌宕人心的剧变，就连两千年来绵延传承的根深蒂固的世界观都要为之动摇了。

人心自然会敏感起来，甚至过度地敏感起来，若非如此的话，任何一个思虑正常的人恐怕都很难从邹衍、惠施那些汗漫之言里联想到一幅真实的世界地图，更不可能从倏与忽为混沌开凿七窍的那个著名的寓言里联想到大清帝国正在列强的觊觎之下饱经忧患。

倏与忽的故事出自《庄子·内篇·应帝王》，是说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混沌，倏与忽时常到混沌的地盘做客，混沌待他们很好，于是倏与忽很想报答混沌，商量道：“每个人都有七窍，可以看，可以听，可以吃喝，可以呼吸，唯独混沌没有七窍，我们帮他把七窍凿出来吧。”

商议已定，倏和忽很有计划地每天为混沌开凿出七窍中的一窍，谁知待七窍开凿完毕，混沌却也死了。

显而易见，这则寓言原本是庄子为了阐释虚静恬淡、无为而治的道理而设计出来的，就连下愚之人也很难生出什么歧见，而王先谦一代学术宗师，却偏偏从中看到了光绪年间的世界格局。

而正是在这样动荡的时局之下，王先谦几乎无法让自己再去关注那些围绕着庄子的所谓学术问题，他的心思已经完全聚焦在实用价值之上了。

虽然从学术角度上讲，这是最要不得的态度，但事情正如释迦牟尼那个著名的箭喻一样：当你被一支致命的毒箭射中之后，首当其冲的事情当然应该是保命，而不是去费心调查射箭之人的种族、身份、姓名、肤色以及他那张弓的各个部件的材质与制作方式。

（《佛说箭喻经》）所以，在这篇序言当中，王先谦反复向庄子追问的一句话就是“怎么办”

（原文是“使庄子见之，奈何”

，“而庄子奈何”

）。

尤其在儒家传统里，学术的目的就是经世致用，凡是回答不了“怎么办”

的学问都是没有价值的学问。

哪怕在河清海晏的年代，治学也要讲求实用，更何况偌大的一个帝国已经到了风雨飘摇、千疮百孔的时候。

王先谦毫不客气地把一个个政治难题丢给庄子，毫不客气地逼问他“你说该怎么办”

，然后摆出一副很奚落的架势：你看看，你还不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么！

——但王先谦唯独忘了问问自己：你们治儒家十三经的难道就知道该怎么办吗？

2

略有几分反讽的是，在郭庆藩的新书问世之后，时移世易，同一家书局，即长沙思贤书局刊又印了一部《庄子集解》，书名和郭庆藩的《庄子集释》只有一字之差，内容也和郭书属于同一个类型，只是篇幅要单薄一些。

思贤书局的出版物向来以校刊精良著称，是日后的藏书家们最爱搜集的版本之一。

思贤书局的名字取字旁边的思贤讲社——早在光绪五年（1879），郭嵩焘因为受人构陷，告病回乡，在长沙曾国藩祠堂的西侧创立讲社，题额“思贤”

，及至光绪十六年（1890），即甲午战争的4年之前，郭嵩焘延请王先谦主持讲社，后者便在讲社旁边创办了思贤书局。

很快地，在学术泰斗兼资深出版人王先谦的主持下，思贤书局成为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几大官营书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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