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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第1页）

这样的人显然不是小人，何况站在儒家的立场上说，黄震对庄子也不算有太大的偏见，他觉得庄子虽然是“千万世诙谐小说之祖”

，但有些正面的见解还要超过老子，尽管庄子的悖理之言也比老子更加极端；《老子》值得抄录的内容不过是些卑退自全的道理，《庄子》却往往有些明白中节的格言。

黄震把这些“明白中节”

的格言抄录了一些，全是些符合儒家价值观的，其中第一句就是我们在本文序言里已经了解到的那句“为善无近名”

——这一点自然会引起我们的好奇，其实事情也很简单：后边那句“为恶无近刑”

被黄震删了。

（《黄氏日抄》卷55）

所以，为了把黄震的意见结结实实地反驳回去，我们看来不宜把工夫下在他本人身上，而是该去别处寻找一些坚实的证据。

好在证据并不难寻，就在《庄子》本文里，《外篇·秋水》也讲到楚王礼聘庄子，只是细节有些出入罢了，是说庄子在濮水垂钓，遇到了楚王派来的两位大夫，说楚王很像重用庄子。

但庄子手持钓竿，头也不回地说：“我听说你们楚国有一只神龟，已经死了三千年了，国君一直把它的遗体供在庙堂之上。

如果这只神龟可以选择的话，它是愿意死后留下一把骨头被人供着呢，还是愿意活着在泥塘里爬？”

两位大夫说：“当然是后者了。”

庄子说：“那你们就请便吧，我也愿意活着在泥塘里爬。”

《庄子·杂篇·列御寇》也有一段记载，说有人来聘请庄子，庄子的答复是：“你应该见过祭祀用的牛吧，披的是彩缎，吃的是精料，可等到被送进太庙宰杀的时候，它就算只想做一只孤单的小兽也不可能了。”

现在我们可以很清楚地发现，《史记》里的那段记载恰恰就是《庄子》本文里这两段内容的结合。

难道司马迁就是从《庄子》里边采来这两段材料编缀成篇的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不仅无助于反驳黄震，庄子生平的可信度反而更加令人怀疑了。

个中原因，黄震方才已经讲到了，就是“这事或许只是个寓言罢了”

。

黄震这么讲，在《庄子》本文里有一个铁证，就是《杂篇·寓言》里概述创作宗旨，说“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巵言日出，和以天倪”

，这就是说，在《庄子》的全文里，寓言占了十分之九；《庄子·杂篇·天下》概说《庄子》之行文，也有所谓“以巵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

，而司马迁自己在庄子本传里也说过，庄子著书十几万字，大多都是寓言。

寓言是为了阐明道理的，故事情节当然可以尽情虚构，所以在有的故事里儒家扮演反派，在另外一些故事里儒家又扮演正面人物，就连老子也有这种遭遇。

这就是说，我们很难从《庄子》本文里那些涉及庄子生平的故事来论断庄子的真实生活，而只能做一些模糊的推测罢了。

比如，在所有和庄子有关的故事里，他几乎一直都是以赤贫姿态出现的，看来这是一个深入人心的形象，很可能庄子真的很穷；他还始终扮演着隐士的角色，从来不去做官，多半这也是真的。

如果这两点推测基本成立的话，我们应该就可以判断出来，在那个极端尊重知识分子而且人才在国际间高度流动的时代，以庄子的才学，就算这些才学全是玄虚不实的屠龙之术，谋个官作也很容易；就算他不想做事，也能到齐国稷下学宫之类的地方混一口富贵闲饭，而且想骂谁就骂谁，没人限制他的言论自由。

一处只有螃蟹而没有监州的天堂，难道不是所有知识分子都梦寐以求的吗？但他就是不去，甘愿做一名清贫的隐士。

这样的人格是令人钦慕的，所以郭沫若在《三个泛神论者》里说：“我爱我国的庄子，因为我爱他的pantheis，因为我爱他是靠打草鞋吃饭的人。

我爱荷兰的spoza，因为我爱他的pantheis，因为我爱他是靠磨镜片吃饭的人。

我爱印度的kabir，因为我爱他的pantheis，因为我爱他是靠编渔网吃饭的人。”

看来郭沫若没可能爱上自己，他没讲自己是靠什么吃饭的。

无论庄子是不是一个泛神论者，只要我们不抱偏见地看，应该相信他是一个很有原则的人。

虽然他的原则和我们普通人不大相同，但他毕竟一点不像鲁迅在短剧《起死》里所讥讽的那个不辨是非的迂腐哲学家。

ii的确，他对世俗所谓的正邪善恶很没原则，却对做官还是不做官太有原则。

或许他太厌恶这个世界了，所以只想远远地和它保持距离，做一个冷眼旁观者，绝不让自己陷溺其中。

正是看到了这种说一套、做一套的作风，颜世安先生找到了为庄子的“学术污点”

做洗刷的机会：“庄子生平穷困，却清高孤傲，拒绝与官府往来，这对于理解其思想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长期安于贫困，做起来并不容易。

庄子一生不肯入仕，也不肯做清客吃一口现成饭，这说明他性格中有某种很认真的东西，说明他是迂直而不肯灵活权变的人。

为什么我们重视庄子这种性格呢？因为《庄子》一书（尤其内篇）恰恰提倡一种凡事不要认真，无可无不可的游世主张。

按这种主张，人生在世没有什么应该特别坚守的原则，别人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

（《庄子评传》，p16-17）

如此知人论世地看问题，我们更加可以领会到《庄子》之所以被称为乱世之书、过激之言的理由。

遗憾的是，这只是一种善意的推测罢了，因为一个人的实际生活和思想主张常常都是不合拍的。

而当这种反差出现的时候，实际生活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对于理解其思想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这实在难说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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